更新时间:2019-04-11

绿皮书:《绿皮书》｜黑白“对立”，白色“和解”

关于“绿皮书”
在了解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看看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60年代，正是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尤其是在南方，此前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事件、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等等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事件接连上演，南方3K党活跃、白人群体仇视黑人也愈演愈烈。
整个南方空气都弥漫着焦灼的火药味。
1965年之前，在美国，种族隔离是被写进法律中的，这一系列法律被称为Jim Crow Laws （吉姆·克劳法）（Jim Crow 出自19世纪戏剧中的黑人奴隶角色，渐渐成了黑人的代称），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如果你是黑人，在60年代以前出现在美国南部，那么你的命运一定是悲惨的。比如交通运输，白人和有色人种要分开车厢购票和候车；儿童教育，白人小孩与黑人小孩的学校应该分开经营；餐厅就餐，应该提供专一白人服务或专一有色人种服务，而且不该在同一房间同时为不同人种服务；租房，在一个全白人公寓租房间给黑人，或在一个全黑人公寓出租房间给白人，应处罚款或刑期，等等。
甚至有的直接禁止黑人在日落后进入特定的城镇，这种城镇又被称作“Sundown Town”，即“日落镇”（在影片中及视频中皆有提到）
1962年，正是平权运动高潮的前夕，黑人音乐家唐谢利南下巡演，[绿皮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趟旅途中。
片名中的“绿皮书”，本来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直接见证。

绿皮书全称是“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意为给黑人旅客的安全出行指南，它的标语是“现在我们可以没有尴尬地旅行”。

1936年，纽约哈莱姆黑人社区的邮局职工维克多·雨果·格林和他的妻子出版了第一本《绿皮书》。
他们在书中汇编了当时愿意接待黑人旅客的餐馆、酒店、旅馆和度假目的地，36年的第一版后，这本并不厚的绿皮小册子很快销量飙升。
现在的人几乎很少听说过“绿皮书”的存在了，但在当时几十年的时间里，这本绿皮书算得上是每个黑人旅行者的圣经。
这本书一直出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平权运动的进展，终于在1966年完成使命，在发表了最后一期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种族隔离政策也随着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逐渐走到了终点。

关于《绿皮书》

《绿皮书》很容易让人想到几部电影：《为黛西小姐开车》，《触不可及》，《遗愿清单》（都是黑白双主人设的公路电影）；甚至《雨人》（双主人设的公路电影，双方存在客观性的优劣势，《绿皮书》是种族，《雨人》是智力缺陷）。
所以，电影几个成功的标签——种族歧视，阶级意识，公路电影，黑白双主，治愈温情。并不算稀奇（至少从题材来讲）。
剧本也简单依照人物时间线性发展，摄影剪辑声效也没有太多技巧。可依赖于影片不错的内核主旨和高完成度，它依然可成为与以上经典并列的佳片。

《绿皮书》“好”在于高质量输出了一个好故事（好故事内核往往比情节重要）。《为黛西小姐开车》，《触不可及》，《遗愿清单》，《雨人》的成功，大抵也如此。
人物建立（对立），矛盾，冲突，化局，再设局，破局，最后达成和解。情节层层推进，人物关系也逐渐递进。再配些幽默逗趣的佐料，不时而出的治愈金句。虽然故事只是单一的线性发展，可观众丝毫不觉得单调乏闷。甚而因为这样的直线叙事，降低了观众代入的门槛，增强了观赏愉悦感，使观众更容易看懂故事。
看懂了故事，才有利于去理解其内核——种族，阶级，友谊；电影所要传达的消除歧视，隔阂的现实意义才得以实现。
这种质朴叙事，也让它收获了更多的观众缘。

关于唐·谢利

《绿皮书》最大看点无疑是双主的精彩。
可虽说电影双主设定，二角并重，相映相成，各有精彩；维果·莫特森，马赫沙拉·阿里的表演也无懈可击，二人颁奖季一路领提领奖即是证明；可从角色复杂性和人物动机的“悬疑感”来看，唐谢利无疑更复杂深刻些。
托尼利普（角色特点而言）固然也是好。他的下俗，大喇，不拘礼，粗鲁暴躁，社会混世，却又不流于痞赖，而之有原则，有情有义。可谓形象丰满，特色鲜明，可确也是鲜明有余，复杂不足。
人物行为动机只是顺理成章做该做的事——该歧视歧视，该反感反感，该触动触动，该听话也听话，该履行职责就履行，最后自然而然被感化。也固然精彩，只是清晰合理有余，神秘悬念不足，稍欠可挖掘的深度。

唐谢利的“孤独”和所激发出来的“同情”则是多方面折射而来。
黑人身份是一面（较明朗的一面），钢琴家是另一面（矛盾的一面），性向是第三面（较晦涩的一面），人格本身所持有的自尊是第四方面（底蕴）。
他是囚禁在金字塔顶的金丝雀（天赋的乐者），一个无形的牢笼——“黑不够黑，白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限制了其自由。可是他的自尊不容许自己被任意践踏——因为“唯有尊严才能让你占据上风”。
他不够"白"，所以他不被白人阶级所接受——
“白人付钱让我为他们演奏，因为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文化，但当我一下舞台，在他们眼中，我立马就变成了一个黑人而已，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文化。”

这是那个时期黑人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这里有另一个真实的例子可说明：
1940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乱世佳人]剧组中的黑人女演员海蒂·麦克丹尼尔斯凭借着奶妈一角获得最佳女配，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奥斯卡的非裔演员。
但在奥斯卡典礼的台下，她却不能和费雯·丽、克拉克·盖博等明星们坐在一起。因为隔离政策，她只能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小角落里。
而在电影的首映礼上，她甚至都不能出现在舞台上。

[乱世佳人]里的海蒂·麦克丹尼尔斯和费雯·丽
甚至今天，这种种族地位差距仍在美国社会多少存在。种族平权之路依旧漫长。
他也不够“黑”，他的学识，素养，工作，地位，使他与一般黑人格格不入。
电影里那个意味深长的镜头：车子半路抛锚，唐谢利站在车旁看到路边田里耕作的黑人农民，他们也停下来向他张望——一个白人在为一个衣着光鲜的黑人服务，难免令他们好奇。
他突然感到不自在，甚而有些窘迫。
他自然没做错什么，一切不过正常所得，没有愧疚的理由，甚而该为能替种族“翻身”感到骄傲才对。
可他无法在这些同胞面前骄傲。他只有一种骄傲，他常常在白人面前维持着这种“骄傲”——他要向他们宣示“我亦平等，我亦尊重”。这是一种抵抗性的自尊自重。自然在同胞面前不适宜。
至于炫耀，他知道这个白人虽为他服务，可他的社会地位事实比他高。
也许在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我们”仍是一样的，都不过是黑人而已。他们的苦难折射出他内心的脆弱。
这是整个途中，他轩然立挺的尊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了松弛。
也许有人认为他应该融入到“自己人”的圈子，可这种因为“黑”而必须融入“黑人圈子”的观念，未尝不是另一种歧视。

电影的精彩是二人的矛盾，而唐谢利的精彩则是自身的矛盾体。再加其性向，与亲人的疏离，更增剧了个人孤悲的色彩。
如果他仅是这么只可怜，脆弱的金丝雀，那也不过是另一个时代悲剧下惹人同情的黑人罢了。
可他没有坐以待毙，也许他永远是那只孤独的金丝雀，但不代表他不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
他是个黑人音乐家，是个弹古典出身的音乐家，是个“不是任何人弹肖邦都能像我一样好”的音乐家。虽然白人阶层不准他弹奏古典音乐——因为那是白人的音乐，他只能演奏流行音乐。可这并不意味，他就要是白人认知的那种——嘴里叼根烟，将威士忌放在钢琴上的黑人音乐家。

他要改变他们的想法。
他是个绅士，是自己的天赋，知识，教养，品味将自己带到这个绅士地位。他不喜欢用手吃炸鸡，不喜欢言谈举止粗鲁，不乱扔垃圾，拒绝随地小便，拒绝和黑人玩自己不感兴趣的游戏——这些托尼看来“黑人应该做的事”。
他是黑人，但并不表示他就要和任何黑人一样。他是钢琴家，是绅士，他有绅士的尊严和品格。他要让白人阶级知道，黑人不只是下等人，他也可以是音乐家，绅士。你们可以不尊重我，羞辱我，时代可以不容许我反抗，但我将以自尊自重来向你声明“我不轻贱”，我恰用正直面对你们的歧视，用不卑不亢对待你们的不平等。
“改变大众的想法光靠才华是不够的，要依靠勇气。”
“暴力永远无法取胜，保持尊严才会让你赢，自尊才会让你占尽优势。”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我想唐谢利大抵就是了。
孤独，矛盾体的唐谢利就是在这种“守护尊严”的荣光下实现了人格升华。

谈到唐谢利这个角色的精彩，我想说一下电影场外的轶事。
本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该片的编剧之一正是男主之一托尼利普的儿子。电影上映后，引来唐谢利家人的不满，认为里面把唐谢利描述成不吃炸鸡，和唯一的弟弟关系疏离（事实上他有仨兄弟，并保持着正常往来），同性恋（托尼儿子说“谢利从来没有公开自己是同性恋，电影中描述的这段情节是我唯一听说过的关于谢利性取向的故事。”），电影根本就是“谎言的交响曲”。
而托尼儿子则说整个剧本是和两位原型人物共同商定的，并经过唐谢利的同意等他死后再开拍。
这件事由于两位原型人物都已去世已无法对证。
而回到到电影，托尼利普这个角色被塑造的很正面——家庭和睦，有担当，有情有义；性格，生活习惯虽有粗糙，可对人物并无太大负面影响；而唐谢利则确实背负了不少消极的人设：过度严谨，拘泥，刻板，孤独，亲情淡薄，同性恋。
两相关联，难免不会有作者“徇私”的想法。
不管事实如何——即使有虚构，也能理解剧本角色创作的需要（为了拉大两个角色之间的差异，形成更大的对比反差）。唐谢利也正因这些“消极”人设而使得人物更加复杂出彩，也成就了马赫沙拉·阿里的表演奖。

关于白色“和解”

与我国基本一致性的好评相比。该片在美国上映以后，风波不断。除了故事真实性的争端外，评论大有认为电影虽为“种族歧视”题材，可批判力度不够，而且根本就是宣扬“白人救世”。电影中的和解不过是白人视角下的和解。
而在电影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后，黑人导演斯派克李愤怒而激烈地指道：
《绿皮书》和29年前的奥斯卡最佳《为黛西小姐开车》一样，是一个白人视角的种族“伪和谐”故事，近30年过去了，好莱坞好像从未改变。
我虽称赞电影完成度高，故事人物精彩。可确也觉得电影在反思“种族阶级地位”问题上诚意不足。
你也许要讲这个未必是电影的重点，两人之间关系的转化，友谊，治愈，温情，才是电影要传达的意义。
可“种族阶级”是电影最鲜明的标签之一，确是不可忽略的事实。如果不重要，难道只是噱头？无疑更是对这个问题的鲁莽和轻薄。
纵观电影在这个问题上的脉络，我不难有想法：

如同带你去美国历史博物馆走了一遭，见证了一些1960年代美国种族隔离时期的基本资料（放心观赏，因为隔离政策已经结束）。然后告诫大家谨记，歧视是不对的（烂大街的口号）。黑人和白人要像两位主角一样，消除隔阂成为朋友（主动权在白人）。
这位黑人问题很多，又孤僻又是同性恋，虽然是钢琴家，可看上去多么的可怜，记住，我们要对黑人抱有同情，他们的自尊很容易受伤。
当然，这位白人也有问题。他有些暴躁，可不是如此，他摆平不了路上的麻烦；他言行粗鲁，爱乱丢垃圾，可受教能改，偶尔捡个小便宜，你看他多懂生活，多接地气；更重要的是，他有的是解决问题的本事，一路全靠他逢凶化吉；最关键他是多么的有原则，重情重义，还有个幸福和睦的大家庭。
再联想到电影完全有白人创造，未曾咨询过唐谢利的家人任何意见。难免让人有多心过想的可能。
也许是种族情绪过于敏感。可不是一个敏感题材，电影会不会拍也是个疑问——电影的力度会大大丧失。你当然不能简单把它当成个记录片来看，导演想要表达什么一目了然。
要知道，种族平权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在今天的美国依然激烈探讨的问题。
就算你只是想简单的歌颂友谊，你也不要忘记两家是世仇，对方曾经，到今天，一直被你欺负的鲜血淋漓。结果你上门和解，说声我错了，然后拥抱对方，欢迎来我家，就完了？
未想过，整个“和解”过程将对方置于了何种境地。
也许确实想过，可只能想到如此——白人视角下，这次和解，或许真的已尽了他们最大努力。
黑白友谊的范本是《遗愿清单》，《触不可及》（二者并不涉及种族问题）；至于反思种族问题，《绿皮书》和《为黛西小姐开车》的确都还差了些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