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BFI Sight & Sound 2021年6月15日发布的采访，作者 Nick Chen
当一些编剧和导演给出自己最华丽的台词时，伊利亚·苏雷曼在他的第四部自导自演的故事片中说出了这三个词：“Palestinisation is everywhere”。
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出现在这位巴勒斯坦导演最新的悲喜剧《必是天堂》中，和往常一样，苏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E.S.，在被一个纽约出租车司机问及他的祖国时，他才打破了惯常的沉默。“拿撒勒，”E.S.回答，然后补充道，“我是巴勒斯坦人。”
在这部获得2019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提名奖的影片中，E.S.是一个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观察者，他被整齐地安排进精心编排的演出中（mise-en-scène），故事情节松散，E.S.飞到世界各地推销电影项目。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文森特·马拉瓦尔自我嘲讽，他对E.S抱怨道:“你的电影还不够巴勒斯坦……故事发生在巴勒斯坦，但它也可能是任何地方。”
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一样，《必是天堂》实际上是一系列将日常性的诗歌与暴力并列的喜剧性插曲。在一个古怪的段落中，一只鸟拒绝离开E.S.的笔记本电脑;两名士兵在一辆车里交换太阳镜，直到摄像头转移到后座上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身上。
与此同时，E.S.注意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在全球范围内跟随他。或者，正如真实的苏雷曼新冠肺炎爆发前在2019年伦敦电影节上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在这里,经过编辑的文字记录显示,苏雷曼本人是如此健谈,让其他导演看起来就像E.S.般沉默。
Q：Gael García Bernal把你介绍给一个制片人时说:“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电影制作人，但他拍的是有趣的电影。”这是真的吗？
A：确实是这样，这是原话，他把我介绍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曾是华纳兄弟的老板，他告诉克林特，“他是巴勒斯坦人，但他制作搞笑电影。”克林特冲我眨了眨眼睛，说:“好吧，倒霉的事总会发生。”
Q：你有在向华纳兄弟推销电影吗?
A：华纳兄弟倒是想拍一部我的电影。我问:“你们为什么想做这个?”他们说，“这对商品目录有好处。”在美国，华纳想拍我的电影是不太可行的，除非我为他们拍摄?所以我把它剪短了。
Q：说实话，《必是天堂》有点像纽约电影。
A：这仍然不是我被要求拍摄的商业电影。但你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台词我都听过，我只是把它们电影化。
Q：在你的电影里，世界被暴力联系在一起。
A：这促成了这部电影，全球性的暴力异常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我曾在世界各地生活过，接受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暴力不只在当地的地缘政治领域，实际上你去到的每一个地方，暴力一直都有。
我们被警笛声所伤害，有时我会等着看那是辆救护车或消防队的车，而不是警车。当你生活在巴黎时，在目睹了我们所目睹的(2015年11月，有组织的恐怖袭击造成130人死亡)之后你就知道——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我在公寓里听到警笛声时，我会说"天呐，别再发生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暴力是如何在巴勒斯坦爆发的，在那里我们已经身处其中，这么多年间，一个有组织的、成熟的法西斯主义政府诞生了，世界仍然认为这和日常生活没两样，然后这个角色选择不面对那些暴力，转身选择另外的地方居住，就像我一样。
我说的是我经历过的事，比如在巴黎发生的事。你受到了创伤，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暴力都在跟随着你，我真的受到了创伤，虽然并没有当面谈太多，当时也许和我妻子一起，但并没有深入到我对当时在法国发生的事情所感受的那种情绪，实际上你承受着双重创伤。
Q：你展示了巴黎的两面，既有Cara Delevingne的时装秀，也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A：他来找寻天堂，结果却遇上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性暴力，那只是个表象:城市的时尚和街道上美丽的女孩。但第二天，街道就空了，他没有意识到那天是7月14日(法国的国庆日)，这是影片的主题试图与巴黎建立联系的方式——阿拉伯人在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游荡。
Q：沉默，以及打破沉默，在你的电影中总是为幽默增加一些紧张感。
A：创作声音非常有意思，很多时候，声音实际上会留在你的脑海里，就像图像的延伸。我总是认为声音不是背景，而是平行于图像的。
Q：你有时会与雅克·塔蒂相比较，那你能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了解他吗?比如，如果我说憨豆先生……
A：（摇头）不会，他太老套。我更像塔蒂和巴斯特·基顿。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启发——虽然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我拍电影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这让我很受宠若惊。
Q：我说憨豆先生，你觉得这是侮辱吗?
A：我不喜欢他，可能你会在吃饭的时候看他的节目，他的一些东西很有趣。但Peter Sellers的电影让我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有时真的很复杂。
Q：当你的角色在结尾造访同性恋酒吧时，让我想起了《时光依旧》中的夜总会场景，看到人们跳来跳去真让人内心舒适。
A：影片的最后一幕回到了我对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认同，他们已经摆脱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激进的进步分子，这正是我几十年来一直为成为世界公民而努力的理念。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实际上，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并不需要旅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巴勒斯坦已经成为一个性别平等的概念，一个进步的概念，一个为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现象建立认同的概念。
我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充满希望地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用文化多样性和节日气氛来表现他们的抵抗，他们对强权的反抗就是跳舞，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你可以把一个诗人关进监狱，但你不能逮捕诗歌。
Q：所以你认为年轻人能拯救世界?
A：我希望我能年轻30岁，我很羡慕年轻一代所做的事。你在最后一幕看到的人正是片场真实存在的，面对他们时我内心有某种感情产生了共鸣，虽然我并没有见过那些人。
其他人告诉我Haifa有最漂亮的酒吧。我们一路拍过去了，非常投入。直到凌晨3点，拍到最后是一间同性恋酒吧，我不停地喝酒和观察着。心想，“这肯定是电影的最后一幕了。”太棒了，与我的感觉和情感完全一致，就像命中注定的一幕。
![晴天[太阳]](https://img3.doubanio.com/icon/u207806969-3.jpg){kind=ic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