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9-09

我控诉:Siff2019 | 当我们反对战争的时候，我们在反对什么 ——评《我控诉》主题

控诉是一个严重的词，而天性充满激情的法国人向来不惮于使用激烈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1898年1月14日，9岁时候的巴黎小孩冈斯应该会在《震旦报》上读到被誉为“人类良心的一刹那”的左拉名篇《我控诉》。行文结尾，左拉一口气控诉了9个主体，有在任将军、有笔迹专家、有新闻媒体、有军事法庭，排山倒海的气势令人过目难忘——
左拉说，“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恩怨或仇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种实体，只是社会胡作非为的化身。”
左拉说，“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显露。”
左拉说：“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
左拉的《我控诉》让报纸一时洛阳纸贵，而据海外媒体的描述，影片《我控诉》上映让欧洲影院小小的售票亭屡屡被激动抢票的人拍碎（smash）。
站在左拉反对不公，反对反犹主义的肩膀上，冈斯带着作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冷静用166分钟的篇幅，无声地抗议在当时给普通法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抗议，这种从灵魂里发出的指控，在2019年的上海，全场寂静无声，散落在角落里隐隐的啜泣已经证明了这中指控带着永恒的力量，与这个作为载体的故事散发的无穷魅力。
我和一百年前坐在大银幕前的法国观众一样，被时年30岁的巴黎导演冈斯的默片巨制《我控诉》击中，大脑里被影片激活的各种念头灼烧，他将他的思想通过电影传导给了现场被震撼的众人。

美的毁灭
影片是默片，但冈斯用卓越的艺术品味与高超的电影技巧，通过艺术作品来暗示战争下美的毁灭。一如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协奏曲》突然中断，预示着美的突然夭亡。
人们的舞蹈倒影在石墙上，就像那时正是新锐的野兽派旗手马蒂斯名作《舞》，第二幕开场文艺复兴时期波提切利的《春》……战争开始后，人没有了，只剩下骷髅在舞蹈；春神没有了，转成了拿着镰刀的死神——这场巡礼式的对欧洲艺术的讴歌在隆隆炮火中戛然而止。
战争开始前，法国著名音乐家比才的《阿莱城的姑娘》中，年轻英俊的诗人Jean登场。
诗人和母亲居所里，床边突兀而醒目地树立着一个代表犹太家庭的九烛台。并且，犹太民族有个风俗：如果母亲是犹太人，那么她的孩子天然就是犹太人。Jean的形象也一如我们以为的犹太人那样，聪明、敏感——他是位优秀的诗人，大提琴拉得很好，就算去当兵也能进入军校考中第一名成为军官。
他满怀爱意的情人，代表着女性美的Edith在战争中被蹂躏，代表着阳刚美的Francois在战争中死去，代表着感性美的诗人灵魂在残酷的战争中破损，就像优美的村庄从水草丰茂变成弹坑累累——人物、布景无一处不控诉着战争杀死了美。
当Edith被敌人俘虏的消息传来，一组被捆缚的女性形象组成了“我控诉”的形象，美在战争中被摧毁，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善的毁灭
战争开始时，一堆不谙世事的孩子天真地望向镜头，“战争开始了。”“战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而到了第三幕，这群懵懂的孩子经历了几年战争，把小安吉拉为了起来，带上象征德军的头盔……影片漫不经心地扫过这堆孩子，战争毁了他们的家庭也影响着这些幼小的内心——这个民族的未来。
冈斯控诉的不仅是战争中不分长幼，被扭曲的普遍人性；还有那些躲避在出征士兵血肉长城身后，坐享其成的中产阶级的堕落和背靠战争大发横财的大资产阶级的无耻。
全片里，长者Edith父亲与Jean母亲，是导演带着讴歌的代表“善”的角色。精妙的是，这种“善”被影片塑造得层次清晰，真挚感人。
参加过1870年普法战争的老先生Maria-Lazard对犹太邻居的接纳，寄托着导演所坚信的自大革命以来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这种平等并非是“唯犹太论”，出场时，这位非犹太老先生就被比喻为：直率、简单，像一柄宝剑。
作为退伍老兵，他的卧室里，那张“我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像牢记“靖康耻尤未雪”的岳飞。作为骄傲的法国人，女儿受辱后，愤然再次从军，战死沙场。魂归故里时，老先生透过窗安慰女儿：“如果战争杀死了最好的人，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哭泣，因为经过此役，坏的人也会慢慢变好。”作为善的代表，冈斯对父辈，非犹太人Lazard的塑造带着崇高的敬意。
这种敬意并非是把Lazard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形象，开场Lazard是带着源于当时社会的刻板印象——作为传统法兰西民族的Edith父亲对于犹太人Jean和他的母亲，一开始就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充满了敌意：无论是将女儿嫁给一样是非犹的Francois还是对心怀赤忱的Jean爱答不理。
但是，当Lazard发现Jean真心实意为了救女儿而去从军，才华横溢获得军官学校第一名，建功立业获得勋章的时候，他能主动意识到这种偏见的无意义，在Jean参军离家的4年里，与老太太相互扶持，病榻前悉心照料。在老太太病重的床边，Maria-Lazard还主动给战场上的孩子报信：“我偷偷地给你写信，因为她勇敢地坚持，不希望她的儿子因为孝顺而辜负了为国杀敌的责任。”
这种对于犹太人偏见的反对，左拉在1898年为犹太青年德雷福斯辩护的雄文中提道：“法国是人权自由的伟大摇篮，若不消除反犹太主义，便会因此而死亡。”
显然冈斯赞同左拉的观点，他的镜头里，犹太人崇尚教育的风俗嵌在母亲需要Jean晚上读诗入睡的细节中。在她抚养下的诗人，撰写《和平集》，用作品讴歌光明。而在民族大义前，这位犹太母亲就像在岳飞背上刻下“精忠报国”的岳老太太一样，拒绝因为病重唤回战场上的儿子。她教育出来的儿子，一周里三次晕厥都没有退缩。从个人良善到爱国大善，这个犹太母亲的死，让诗人发出怒吼：“战争杀死孩子也杀死母亲，我控诉！”

真的毁灭
这部电影是欧洲第一次在剧情片中使用战争里的纪实镜头。（第三部分中一段直接采集自战场的纪录影像。）在现实的真实与影像的虚幻中，导演的镜头扫过一战战场上那些从容赴死的一战士兵——也许他们并非真的如此，百年后，我们在审视这群曾经存在过，但早就烟消云散的人影时，不禁思考，战争固然让人毁灭，人本身亦走向死亡。人类用各种方法去给生命增加意义，其中最不应该的就是通过战争来寻找意义。“将死之人不会延迟春天的到来”。最后的战役前，一个普通士兵的遗书里，他过早的死去，正因为卷入了无意义的战争——这场为了瓜分殖民地而挑起的战争里，从始至终百姓苦。
导演在第三幕挑选了拉马丁与高乃依的名句，对于百年前簇拥着去观摩这部电影的法国人而言，内心的冲击，断然是比我这样一个对法国文化略知皮毛的人深刻的。尽管如此，导演的精心挑选带来的震撼让人久久不能平息。
Edith张开双臂的形象上铺满了圣母画像上常出现的蓝色，背后的高窗像哥特教堂里的彩绘玻璃。作为Maria-Lazard的女儿，Francois的妻子，Jean的情人和Angela的母亲，面对受难的Edith，冈斯引用了拉马丁的诗句“悲伤，你就来吧，如果你还能找到落脚的地方。”
勇士Francois死了，带着他深爱着的妻子，不甘离别的故乡和老狗的心，长眠地下。
诗人Jean疯了，缪斯从Edith变成了愤怒，颠倒了活人与死人，公平与正义。
是谁带来了这遍体鳞伤的灾难？是谁造成了这泪流成河的悲伤？难道仅仅是敌人需要被控诉吗？
当Jean再回小镇时，他不再是那个衣冠楚楚，“近乡情更却”的年轻人。衣衫褴褛饱经风霜的他，面庞消瘦，髭须丛生，像古老的希伯来神话里摩西的形象。口中在亡灵部队前奔跑回故乡的场景，像某种程度上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故事里，因为要抵达迦南路途遥远，跟随着的人开始不能忍受，渐渐开始胡作非为，气愤地摩西与上帝立下十诫来约束众人；Jean的回归像是犹太人摩西与耶稣形象的重合，从造型、行为、言辞，都像是某种“复活”，他像耶稣指责投玛丽亚石块人：你们谁没有负罪一样，指责了每个在场的人。Jean扮演着宗教接受忏悔，原谅世人的角色。然而，导演没有止步于此。
19世纪末，尼采喊出了“上帝死了”。这种思想似乎影响到了影片《我控诉》。住着上帝的教堂里，尸横遍野。
当亡灵们散去，疯狂的战士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过往的一切显得毫无意义。赞美和平的《和平集》就像个笑话，带着上帝恩泽的光芒就如同谎言。“你眼睁睁地看着罪恶发生，我控诉！”在真实的愤怒中，战士，而不是诗人，不是拉比，而是被战争摧残了人格的Jean完成了《太阳颂》完整的篇章。连同那枚代表上苍与秩序的太阳也一起被控诉，“疯了”影片的结尾，Edith对Jean下了结论。——作为刚刚而立之年的青年导演，一方面需要一鸣惊人的作品，一方面也能看到他妥协于当时社会的态度：在一个天主教盛行的国度，“上帝死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说出来一定是疯了。可见诗人，必然要疯。
即便如此，冈斯通过这部曲折而深刻的电影拷问着观众，我们看到了战争摧毁了人类辛苦营建的真善美的世界，连同上帝与宗教一同被坦克摧毁，而旧有的意义何在？新的意义又何在？这种仿佛承载了时人迷茫情绪的电影，一经推出，据说斩获了450万法郎的票房，总制作约为50万法郎。
尽管有妥协，难能可贵的是，在德雷福斯时间发生的8年之后，冈斯用这样一部电影清晰地传递出他对于犹太民族一视同仁的态度。相应的是，这次上海电影节上，另一部展映的放映于本片10年后的《潘多拉的魔盒》中，德语区导演的镜头下犹太人的形象贪婪、虚荣、把人引入罪恶……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