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6-22

辛德勒的名单:奥斯卡·辛德勒和斯皮尔伯格的同构性

《辛德勒的名单》在影史的地位无可非议，但这次是在读过《戈达尔访谈录》之后再借SIFF的机会在影院进行第一次观看，有了些想法。
戈达尔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充满罪恶的电影，无非因为不管拍的多么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出贩卖屠杀的商人计量。商业制作是靠人的眼泪制造金钱利益的，大部分人到影院去看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一个感情的出口，无论是为大场面大制作所震撼的快感，还是对人物的遭遇产生共情的痛感，本质上都是赞同了这种利益关系。于是，我们被拉进了这场可耻的交易之中，在影院发泄完民族情绪之后，一转身就会忘记屠杀的本质。事实上，商业电影永远难以展示屠杀的真正面貌，因为审查，或者叙事的需要，导演都会隐藏大量的史实，这一点最convincive的佐证就是，淋浴喷头中喷出的竟然不是毒气，而是水。这种为了观众的情绪，粉饰太平的妥协，不直面历史的懦弱处理，正是这类电影的可耻之处。与之相较，那些诚实的电影《二十二》《鬼乡》高下立见（至于拉尔夫·费因斯的角色是否有美化纳粹的嫌疑，我就不多提了）
而辛德勒的“商人”身份同样也蕴含着某种悖论性本质。按照经济学规律讲，“最好的慈善是商业”，但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地赋予商业与刽子手同流合污的反慈善性，矛盾便显现了出来。一方面，工厂的运转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稳定的利益来源是生存的保障；另一方面，利益来源必须以成为刽子手的帮凶为前提。而斯皮尔伯格采用了一种极为简单的解决方式：将辛德勒人性的善良折现可以足够亏损七年供上千犹太人生活。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落到真实性的考量上，就好像斯皮尔伯格以对二战历史真实性的完全还原为目的，愿意自掏腰包不计利润，甚至不惜搭上自己前半生的名誉触犯观众对商业电影的期待想象（辛德勒自己逃亡后无论做生意还是和妻子的婚姻都也没有成功）。这是《二十二》的导演郭柯，但绝不是斯皮尔伯格。而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光凭前者的诚意是否能够达到后者世界性、历史性影响力的效果，已经可想而知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