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电影看完，令人唏嘘不已。
男主角马克，一个研究氨基酸的生物学家，美国ADM公司的副总裁。你以为他从小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被收养于富商家中，寄人篱下却自强不息，获得了三个学位，长大后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其实他父母皆在美国的某个州安养天年，他的求学、入职经历也没有脑补的这么心酸和励志；你以为他正直善良，看不惯资本家联合定价剥削群众转而做了FBI的卧底证人，抛弃自己的高位宁可做每天提心吊胆的无间道，两年多时间帮助FBI录取了多部磁带，收集了大量证据，终于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其实他是因公司找到了FBI的人来调查公司实验材料里病毒的事情，怕自己往公司的实验材料里投放病毒，导致公司每天亏损几百万，而他坐收渔翁利这件事被泄露，进而向FBI告密，牺牲公司，转移FBI视线。
本片跳脱常套的励志与温情的美国喜剧片路线，一路反转，惊喜不断，中间还夹杂着男演员近乎神经质的旁白，与他的一些欺骗行为相得益彰，更显得喜剧效果浓烈。
马克没有生活在楚门的世界，但他却实实在在用谎言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楚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谁也不信，谁人皆可骗。自己做的坏事败露，他找到律师去寻求帮助，却也始终不和律师交底自己到底。他说谎成性，典型的言语跑的比脑子转的快，脑子还未想到，嘴巴就已经说了一个完美的谎言，到最后，他甚至自我伪造成被抢劫绑架过的样子，去欺骗妻子。几千年前，古代先贤孟子在舍生取义的命题上做了流传千古、为人赞颂的选择，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另一种选择的极致化。故事最后，在FBI探员的询问中，他又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谎言下隐藏的现实，探员错愕的神情与他的毫无悔意相互映衬，更让他伪善爱利的人设塑造得更加丰满。我们无法探寻，生活在虚假世界的他是否真的快乐，我们也无法体会，毕竟“有钱的快乐，是我等无法想象的。”
也许在马克心中，说谎并不是一件感到会感到羞耻的事情，“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也正基于这种逐利的心理，我们的反垄断宽大制度有了实施空间。
一个制度的设计和成功运行实施必定是抓住了人们的要害，基于对人最真心理的探究。马克思有言：“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商人间的联合是为了赚取利益，但当宽大制度的适用能够为已方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时，商业活动的经营者也必定会像马克一样毫不犹豫地做一个告密者，抛弃联盟。
宽大制度是指经营者主动向一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执法机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其理论基础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每个经营者都担心自己被出卖，而宽大制度的减免力度又是很大的，这对经营者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
我国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之上设有反垄断委员会。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横向和纵向垄断协议都能适用宽大制度，在实践中也不乏在纵向垄断协议上适用宽大制度的例子。只不过横向垄断协议通常具有严重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随着《反垄断法》的不断发展，经营者与之斗智斗勇，他们之间所达成和实施的垄断协议的隐蔽性将越来越强，相应地，执法机构发现垄断协议的难度就越来越大。所以在查处横向垄断协议的方面，宽大制度的作用更加明显，我国也是尤为注重该方面。2019年1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宽大制度适用指南》来具体规定横向垄断协议的宽大制度的适用。
经营者若要争取宽大，首先，要在特定地时间条件下即在执法机构立案前或者依据《反垄断法》启动调查程序前，也可以在执法机构立案后或者依据《反垄断法》启动调查程序后、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前。其次，经营者需要和执法机构事先沟通，尽可能早地报告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可以匿名或者实名通过口头或者书面方式与执法机构进行沟通。然后，根据经营者申请的是免除还是减轻处罚，提交不同的资料文书，申请免除处罚的还要做好登记。最后，经营者满足其他条件经执法机构审查综合情节决定作出是否给予经营者宽大以及处罚减免幅度。一般情况下，执法机构在同一垄断协议案件中最多给予三个经营者宽大。如果案件重大复杂、涉及经营者众多，并且申请宽大的经营者确实提供了不同的重要证据，执法机构可以考虑给予更多的经营者宽大。
美国与中国的宽大制度略有不同。第一，执法机构不同。美国的反垄断执法任务分别由反托拉斯局（AD）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承担，我国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第二，美国的宽大制度分为个人宽大和企业宽大制度，而我国则无此区分，美国违反反垄断需要承担的责任为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我国《反垄断法》没有与《刑法》衔接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某些协议行为有可能追求刑事责任如串通投标行为。
第三，美国的公司宽大制度主要由A型宽大方案和B型宽大方案两部分组成。A型宽大方案适用于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在对某一具体卡特尔行为调查之前的情况，其规定宽大申请者只要其在申请宽大时符合六个条件就能够获得宽大待遇。B型宽大方案适用于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对某一卡特尔已经知悉但证据不足的情况，相比于A型宽大方案要严格一些。
在A型宽大方案下，宽大待遇是自动的，即只要宽大申请者经审核符合宽大条件，无需再经过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决定，宽大待遇自动给予宽大申请者，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都能自动获得宽大，大大降低了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而我国的宽大制度仍要经过执法机关一定的审查，执法机关具有较大裁量权。
第四，美国未能获得宽大待遇的卡特尔成员面临来自卡特尔行为受害者提出三倍民事赔偿的诉讼风险，这样的制度设计更加激励经营者去争取宽大机会，但是我国对此却并无这样的规定，宽大是行政责任的减免，不涉及民事责任。
最后，美国的宽大制度中只存在完全宽大，不存在部分宽大，这意味着有且只有第一个宽大申请者能获得宽大待遇。而我国最多能够一次宽大三个经营者，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多几个名额。
不过，无论是按照美国还是中国宽大制度的规定，马克都不能获得宽大。正所谓“玩火者必自焚”，马克劳神费力，一砖一瓦地构建了一个楚门拼死也想要逃出去的虚假的世界，最后自食恶果，被谎言反噬。这也为我们的市场经营者敲响了警钟，在商业逐利活动中，选择遵守法律、坚持德行才是财富能够源源不断的保障。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后果只能是“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参考文献：[1]李笃. 美欧卡特尔宽大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