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6-10-14

韩半岛:从《韩半岛》谈空洞的民族主义

九段

未来某天，朝鲜与韩国正商讨统一，象征统一的京义铁路的开通仪式正要举行。主席台上，金正日与韩国总统正襟危坐，气氛紧张而沉闷。打破沉寂的是电话的铃声。日本外相的电话，声称日本拥有京义铁路的所有权，不允许铁路的开通仪式举行。

这是前几天看的一部韩国电影——“韩半岛”的开头。这是一部我花了两天时间分成两次，硬着头皮才看完的电影，但据说在韩国的票房创了纪录，超过了同期的好莱坞大片《加勒比海盗2》，也超过了之前韩国本土最卖座的电影《王的男人》。

和对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一样，我对韩国现在日益走样变形的民族主义是很不感冒的。单就这部电影而言，虚构和篡改一段历史，然后把全民族的民族精神和自尊系于其上，尤其是系于一方小小的并且不存在的“国玺”之上，怎么能不让人哑然？

说起东亚三国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有着极其相似之处。篡改、虚妄、空洞是他们的共通之处，只不过当代韩国将这种虚妄发挥到了新的极致罢了。对于东亚这三国来说，在近代有着相似的历史。中国的鸦片战争，日本的黑船，朝鲜的被吞并，正是这些事件将这三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激发了出来。

对于中国而言，自古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只有“天下观”与“夷夏观”。由于历史上中国的“文化”在东亚地区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周边无一国家或民族能在“文化”上能与之相匹敌，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与优越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天下观”与“夷夏”之分。另外，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内战，各民（种）族之间征伐不绝，也使得中国人不习惯以民族来区分你我，而笼统地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归化程度来分区。认同或归化中华文化的是人，不认同者为夷为蛮。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这种有别于“民族认同”的“文化认同”是与中国文化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使用的方块字就是这种联系与认同的载体。中国从南到北，方言众多风俗各异，然而不管大家有多么巨大的差异，我们都可以用一种语言去书写与阅读，这就形成了中国人最为巨大的一个价值认同体系——汉字。由于中国一直缺少有具有共同价值的民族认同，因此文化认同大多数时候就一变而成“国家认同”与“王朝认同”。“大清”“大唐”等于中国，中国也等于“大清”和“大唐”。时至今日，这种“王朝认同”依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色。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蒙元在中国的失败如此迅速，而满清却被国人奉为正朔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汉民族实际是一个包含了诸多不同民族甚至种族的族群统称的由来了。其中就是这种基于汉字文化的“天下观”与“夷夏观”在发挥作用。

这种“天下观”真正地被打破，当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可以说，鸦片战争将中国强行拉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然而，这种现代化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器下一起进入中国的。因此，当中国的民族主义被激发出来的那一刻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反西方反现代化的先天不足。

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相似，日本的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佩里的“黑船”。日本自古就一直在学习中国文化，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同文同种”的他们也将中国的“天下观”与“夷夏观”一起移植了过去。这种观念到了日本以后，与日本本土的神道相结合，例如，很长时间以来，日本人将自己视为神的选民，日本是神的国度（神州），有了这两者的结合，日本顺理成章地也产生了与中国同质的天下观，所谓“八紘一宇”。他们将自己完全纳入了中国人的“天下”体系，他们与中国人一样是“夏”，而不认同不归化者为“夷”了。1840年，中国的鸦片战争使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也顿生悲悯之情。若将这些文字与同时代中国文人的诗文放在一起，我们甚至很难区分哪些是中国人所作哪些是日本人所作。这种悲悯之情即是对天下观与夷夏观的悼念与悲愤。

1853年的“黑船”将近三百年的德川幕府打了个稀烂。由此，日本的民族主义崛起。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把夷夏观完全打碎，而是由此发展出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天下观，这是一套拒绝西方控制亚洲的理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尊王攘夷”运动展开，并由此给日本带来了明治维新，也给日本带去了日后的侵略扩张。

日本与中国最不相同的有两个地方。一是，不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对西方霸权与现代化不加区分地反对，日本将西方的“帝国主义”与现代化区分出来，现代化为我所用，而天下观则是依然是自己的，这实际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实质。二是，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虽然不占主导却一直若隐若显地存在。其标志是创造自己的文字——假名，这意味着文化和精神上的独立，其本质与后来日本的“脱亚入欧”类同。明治后，为了使自己与没落的中国彻底决裂，日本人从此将中国改称音译自西语的“支那”（CHINA）。

韩国在历史上独立的时间很晚，一直在周边两个强邻的阴影中生存。对于朝鲜人民来说，历史上欺压和侵略他们的是中国与日本。因此，当代韩国的民族主义中，反西方的成份较少，而针对中日两国的成份则较多。

中日韩三国都在这百年中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痛苦与民族觉醒的挣扎。虽然时间不同，但本质相似。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向现代化与民主化转型时，需要一个全民的共同认知与合力，而民族主义无疑是最好调动也是最迅速的。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向现代化转进时，都伴随着“二民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喧嚣。日本的“尊王攘夷”及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中国孙文的“驱除鞑虏”，以及后来的反帝反封建，都是转型时期“二民主义”的代表。

在构建本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由于中日韩三国都缺乏现代民族主义的价值内核，均采取了通过历史寻找出路的方式。日本是通过强化王权来完成民族主义的构建。他们将天皇描绘成天照大神的直系后代，强化日本人是神的后代这一意识。中国因为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遗产，这种构建难度并不大，只须稍加夸张与掩盖即可完成。然而历史留给韩国的“遗产”少之又少。除了虚构出一位檀君，就很难找到其他的“兴奋点”。于是，伪造历史，树立一个“永远的敌人”就完全不出乎意料了。直到二战结束之后，韩半岛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下分裂成二个国家。这时，朝鲜人的民族主义才算是找到了另一个新的指向。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东亚三国民族主义的兴起都与西方列强的武力掠夺有关，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三个国家都有着广大的拥护者。这在日本尤为明显。也正是日本的这种来源于皇权思想的民族主义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加上反西方反白人统治的种族主义，让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也正是这三种怪物的结合体，使十九世纪末的大量日本“愤青”踏出国门，走上了“解放全亚洲”的道路。（在这次的“输出革命”浪潮中，中国的孙中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然而这却是日本出于扰乱中国为目的的战略手段。）也正是这种奇怪的结合体，被一些人充分利用，从而发动了战争。

日本占领朝鲜及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新的刺激。当时的许多韩国学者为了反抗侵略，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开始从历史上寻求力量，最终形成的韩国的民族史学派。这一流派的做法常常是将神话传说、历史演义、民间故事等当作正史来处理。这就使得韩国的民族主义者，在针对日本以外，更多地把矛头指向中国，甚至提出针对中国东北以及山东的领土诉求。另一面，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出于政治原因，对朝鲜在边界问题上做出了很大让步，并使中国国内的相关历史研究陷入困境。这无疑是给了韩半岛民族主义者以更强的理由。

但是，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和韩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让人反感，并不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两国因为这种相同的民族主义构建方式带来的恶果。这是一种空洞的民族主义，一种缺少核心价值的民族主义。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正是由于缺少具有现代意义强调个人自由的内核，企图利用某集团的意识形态来填补当代民族主义在价值体系上的缺失，结果却使民族主义变了味道，并逐步演化成“王朝主义”。

战后，日本的天皇体制得以保留。虽然制定了和平宪法，但以皇道思想为核心的日本民族主义却依然存在，并迅速活跃起来，演变成日本的各类右翼组织与团体。他们不再敢直接宣扬皇道观的民族主义，而是转而寻求对日本和平宪法的突破，以期“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而试图掩盖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在他们看来，正是出于抛弃历史包袱的考虑，是成为正常国家的一个步骤。

而战后，东西方阵营的形成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裂。这对刚刚获得独立自主的半岛民族无疑是一个新的沉重刺激。因此，除了一方面在历史上寻找“素材”以外，“统一”成为了整个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包装着“统一”的民族主义更成为了北朝鲜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这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

由此可见，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建构，应该是具有开放心态的，必须是在一个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不是单纯的民族以及文化的认同，而是对一个共同的现代价值体系与政治制度的认同，也就是对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

因此，从《韩半岛》这部电影来看，韩国尚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对于中日韩三国来说，有着共同的背景，这就是长期以来的集体主义抺杀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而基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正是一个现代民族主义的关键核心。缺少了这个内核，民族主义就会沦为“王朝主义”的傀儡。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当今的北朝鲜。据北朝鲜官方公布的数字，到1998年，北朝鲜因为饥饿死亡的人数已达280万，这应该是一个极保守的数字，而整个北朝鲜的人口还不到3000万。究其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实行的“先军政治”。所谓“先军政治”即是优先保障军队。作为一个全国五分之一人口为军人的国家，民众的负担可想而知。而“先军政治”的提出，是在统一的旗帜之下。统一对于“金家王朝”来说，是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也是利用民族主义，并且将其偷换成“王朝主义”的典型。由此，一个宏大叙事的背后，是千万人的饿殍盈野。

可悲的是，与此相对应，韩国电影《韩半岛》中，历史教授崔民哲为了寻找国玺，拆毁王宫，炸毁政府办公大厦，一切心安理得英雄壮举。倒是一直做为反派的总理在影片最后的话有些意思：我辞职是因为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就是30年内，我们会因为这些令人失望的政策而衰败。历史是实实在在的，我们都要吃饭，我们还要养活生活在韩半岛南半边的4800万人口，我不怕被诬蔑为肮脏的政客。我猜，对于你来说，坚持信仰和真理才是最重要的！

戏到了这里，编剧和导演想说的话才真正露了出来。与韩国其他一味虚构历史的片子不同，这部电影对民族主义与政治，甚至民族主义到底是爱国还是害国，做了一点点思考。因为谁都知道，影片里的日本吃了瘪，他们一定会日后找回去的。并且，关于日本对京义线铁路条约的事，片中的美、中、俄等国全是点头同意的，影片里总统的做法可以说是违背了国际交往的原则，是与众为敌。如此，将来会发生什么，应该是不难预料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崔民哲和总统到底是爱国者，还是爱国贼呢？多么可笑，片中以卖国贼形象出现的总理，在最后时刻还在为国家的长远考量和担忧，而爱国的总统却正在扬眉吐气，全然没有想到以后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