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徐州李长官，并转蒋委员长，目前，日军已攻破腾县城防，我方援军至今杳无音讯，职部王铭章及全师官兵决心以死报效国家，以遂成仁之志。谨此急电。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下午三时。”
——122师师长王铭章
台儿庄一役由桂系将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战争最终以惨重代价获得了完全胜利。这场战役对中国抗日有着巨大影响，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大陆及台湾两方面均较少宣传。1986年上映的电影《血战台儿庄》较为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当年战场状况，没有过多的煽情。蒋经国通过香港的渠道看到此片后大为感慨，并于次年决定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做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
四川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如果各方齐心协力经营则大有可图。但四川军阀混战20余年，荼毒川中，更兼川军装备差劲、军纪散漫，战斗力极差，被其他军阀称之为“草鞋军”、“双枪将”——一把是烟枪一把是步枪。四川军阀混战可谓菜鸡互啄，为其他中国军人所瞧不起。
七七事变后，川军摒弃前嫌，一致抗日，“四川王”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这才有了川军出川抗日，1938年刘湘留下遗言“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政府建都重庆，四川成了抗日大本营，为抗日出力颇多。
川军整编队伍出川抗日，有许多青年学生弃笔从戎加入军队。青年学生王建堂出征前，他的父亲给儿子一面写有“死”字的旗帜，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川军出川时集结于今日成都市人民公园誓师，此时的川军不再是争夺地盘的军阀私军，而是一支抗击外敌的正义之师。
但尴尬的是川军千里迢迢出川，为的是抗日报国，一、二两个战区却因旧时川军名声太差都不肯要他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说川军“抗战不足，扰民有余”，给蒋介石电话说不要他们，蒋介石想把川军打发给一战区的程潜，程潜一口回绝：“阎老西不要，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样的烂队伍！”气的蒋介石说出“还是让他们回四川继续称王称霸吧！”这样的话来。川中子弟遭受如此冷遇，恐怕是有天下之大竟无处容身之感吧。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宽厚大度，不仅收留了川军，并且给他们补充了许多军械。师长王铭章深感李宗仁高恩厚德，决心抗日救国，报答四川父老，报答李宗仁将军，以洗川军耻辱，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过错。
日军第十军团矶谷廉介不等左右策应直取藤县。李宗仁命122师守卫滕县，为其他部队行动争取时间。川军122师在王铭章的指挥下,浴血奋战三日半，在滕县全军牺牲。最后在城中的三百余重伤员，在日军破城后能行动的都冲出去与之肉搏殉国，剩下已无力行动的伤员则一起拉响剩下的两箱手榴弹，以此殉城。师长王铭章战至最后一人，抽完一根烟后，举枪自尽，而那面“天府子弟 抗日报国”的锦旗也早已弹痕累累、残破不堪。此役，川军将士中没有一个被俘虏的，为川军赢得了全国的尊重。
李宗仁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国民政府明令予以国葬，蒋介石亲自祭奠了王铭章师长；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联名向王铭章敬献了花圈和挽联；日本人也承认了川军的英勇，表示如果没有重炮的支援，日军登城之战的损失会更加惨重。
从无人愿意收留到各方祭奠、建墓立碑，川军终于通过艰苦卓绝的鏖战与视死如归的勇气为自己正名，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光彩，打出了四川军人的光彩。
影片中除了川军外，还有众多英勇将士。
中原大战时庞炳勋与张自忠结仇，台儿庄战役中同属第五战区指挥。庞炳勋率第三军团死守齐鲁襟喉临沂，狙击坂垣第五师团；张自忠指挥五十五军与日军鏖战数昼夜于左翼强渡沂河，与城内庞炳勋协同作战保住了临沂城，国家大义面前，两人一泯恩仇。后张自忠将军为抗战中以最高军阶牺牲的将领。
炸掉浮桥破釜沉舟的师长池峰城、说出“士兵死了军官填进去，军官死了老子来填”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以及众多扔掉银元举起大刀跑步驰援台儿庄的敢死队将士，他们中有的是西北军、有的是桂系、还有的是中央军嫡系，来自四川、陕西和全国其他地方，但是在敌人面前，他们都是中国人。
战争是残酷的，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初离开家乡到前线去的将士们，他们并不是抗日神剧中喝着红酒、抽着雪茄、抹着发蜡、骑着哈雷摩托，一枪一个潇洒的消灭小鬼子，甚至用中国功夫飞檐走壁，而是穿着草鞋单衣、拿着大刀和土制步枪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赢面极小的战斗。 滕县保卫战中阵亡人数比为59:1，就是说每消灭一个敌人我们就要牺牲59个人，这是何等惨烈！
伤亡人员不是简单的数字，他们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本可深处后方川中，但是为了共同的国家与民族，千里出川赴戎机，在战场上如草芥般死去，默默无闻，八十余年之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无处祭奠，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与我们一样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