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知道大家这两天很想看邱礼涛导演或者郭敬明导演的采访。
但请理解，因为电影里外里的问题，这个时间段，他们都很难说话。
尤其是，说点真话。
但这不妨碍我们去寻找有趣的导演采访。
新导演孙时，处女作《夏日往事》，原名很诱人，叫《三级情书》，改编自张小鲨导演十几年前的短篇小说《肉蒲团之2000》。电影曾在去年FIRST青年影展产业论坛上引发不小的呼声。
名字香艳，海报也勾人，但故事，讲的却是清纯的80后一代的终极伤感。
现在片子有在爱奇艺线上播出，大家可以去观摩，还挺有意思的，看完你会发现，这里面的社会性悲伤，可能还会持续在90后或00后的身上。
孙时导演也很能聊，从他对“电影科学主义创作观”，到他拍摄《夏日往事》的来龙去脉，一直谈到传媒业家庭出身的他，为什么放弃新闻理想，转投了导演这一行。
在美国求学时，有过和已故大师阿巴斯的亲密接触，被大师当众训斥过后，他才慢慢意识到，电影本体理念到底是什么？
孙时要做新片了，翻过青春期伤感的缅怀，他要开启自己的暗黑内核时代。
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导演，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他做个复盘。
采访全文7000字，建议配合电影一起咀嚼，会蛮香，会不丢失营养。
张小鲨和我是很熟的朋友，他在《肉蒲团之2000》的前言引子就说了，本来想把这事拍成短片，但是没拍，可是他就杠在这记忆里了，他就把它写出来了。
我当时看完以后还挺喜欢的。我一直以来拍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在美国的作业短片也是非法移民题材，就想是不是应该拍一个美好的东西，算是对自己的童年时光有个缅怀。
我就跟张小鲨说，你把《肉蒲团之2000》给我拍吧。他说版权卖出去了，很多人都想拍，你得等。
转眼到了2018年一二月份，要过新年了，我无意间又读了一遍，还是挺喜欢。就再问了他一次，说正好到期，我要拍，白送。
我说行啊，你自己说的，我可真拍了。
他说你真拍。
他口头一同意，我就开始整了。
我这个人对电影的态度，一向是遵从电影的科学和原则，我最反感的，就是没有主线剧情的那种电影，什么生活流。
不是说我不喜欢大师电影，《扒手》（法国导演罗伯特·布列松导演电影）里也有商业。这个商业，是更亲近观众，让观众能坐下来看。
特别是对中国观众，咱们刚从文化沙漠走出来，真的就不愿意看很精英的片子。
其实它主线单拿出来，稍微短了一点，得给它抻长。我就按课堂上学的，还有电影市场上教的，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而已，没什么别的。
其实小说最打动我的有两个点：一是大热天下午，两男孩打篮球，一头汗，也不觉得累；还有就是最后男孩和女孩一起看碟，放的是《玉女心经》，播的却是《情书》。
前头怎么铺都可以套路，但最后绝对能一棒子把所有观众都拍趴下，都拍懵。
剧本我写得很快，第一稿不到一个月就出来了，找了很多圈内好朋友看了一下，给了我一些乌七八糟的意见，我也基本没有采纳。
当时大家都觉得，故事很像他们自己各自的老家，但是又感觉不太一样。
拍这种片，我秉承最高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加社会性。不带社会性的，又恰恰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片子，那可能不是我想做的方向。
我的拍摄地选在安徽淮南，片子里那两个小孩骑车，旁边那就是淮水的支流。
它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中国以横断山和淮水为界，淮南实际上算是最中原的地方，是历朝历代之重地，三国时代袁术称帝的寿春，就在这个淮南旁边。
建国初期，淮南是中国四大煤田之一，二战的时候，日本兵顺着山东一路打过来，首要目标就是占领淮南，然后采煤。他们一直采到最终投降，年终投降之前还在疯狂开采。
原来依靠煤矿，人人富得流油，城中心的那些老街区，都是民国或民国后的房子，建得非常漂亮。两边栽的全是梧桐树，当年蒋介石为宋美龄栽的嘛。全部一水一样的，老城特别有味道。
然而，这地方突然就没落了，国家不让采煤了，怕采多了，像山西、陕西一样，地下塌陷。
而且国家对这些传统能源都是限制的，可以从国外用，但不让自己采。
所以那地儿的经济瞬间就下降了。原来跑船的也非常多，沿着那条河可以一直到上海，当时还有什么非法采砂船，特别热闹。也是随着采矿的消失没落了。
淮南GDP，全省倒数，年年倒数。
一瞬间，全没了。
当时我还挑了好几个拍摄地，首先想从北京下手，拍小时候去淘碟的故事。但我跟小鲨讨论了一下，既然故事给了我，我也有表达，我想说的是我们小镇的生活，他不希望我把它改动太多。这很打动我，我说对，小镇是关键。
然后我们又去了另外一个好朋友那，他在上海嘉兴，韩寒的《乘风破浪》就在那里拍的，去那的旧址看了，景非常漂亮，唯一的感觉，太富了，房子修得太好，就连不住的村子都是雕梁画栋，不太符合我们这个伤感情绪。
最后一个地儿，就是我老家淮南。本来还准备去山西的一个朋友那看看，甚至第五站打算跑东北。
到了老家一看，走不了了。
糊的墙，很没有美感，楼就像棚户区一样，但它所有的外墙都是用很细的河沙做的，乍看上去很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又属于这种能源城市衰落的感觉，最让我“欣喜”的是，这里也没有什么知识产业。
后来我们拍老城区的时候，正好赶上评中国文明城市，老城改造。
我们第二天拍街道，但他们说，上午就要把这街全拆了，这都属于违章建筑，他们要把它打回解放初期，矮楼全打掉。但我们拍的就是这个矮楼后面带高楼，高楼前头有矮楼的这个状态。
怎么办？
就只能挨个谈，跟街道谈，街道同意了，施工队又不干了，再跟施工队谈，谈完了挖掘机师傅又不行……
反正沟通很困难，但最后还是拍了，就跟他们打好招呼，你们拆那边，先拆着，我们赶紧拍这边。
没拍的，您们先手下留情。
聊聊三个年轻演员。
小鲨写的英子，是一个很文静的角色，长发飘飘，学习成绩好，推个自行车，说话细声细气，喜欢穿白裙。但跟我印象中，我喜欢的女孩完全不符，我喜欢那种有点灵气的，活泼的。
最早刚写本子的时候，朋友就给我们推荐很多姑娘，其中就有你说很像周迅的付小仙。但当时我可能还想，这是写初高中的孩子，还是找一个高中孩子来演比较好。
可试镜时高中孩子来了，问题也来了——现在的高中生，长得都太高了！
我们当年那个儿，很难窜到1.75米以上，来面试的男孩70%以上都1.8米，姑娘个儿也高。
最后就是付小仙，另外还有一个女孩，演过韩寒的《乘风破浪》，就从这两个女孩里选。从各方面考虑，还是选择了付小仙。
为什么我觉得付小仙可以？
当时付小仙进组第一件事，就是给了我一张单子，上面写着她对角色所有的不理解，英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做了自己的人物小传，但是她没有完全把这个东西夯实，而是继续跟导演交流，她给我的问题里印象最深的是，英子到底对邵杰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到底对他是朋友，还是怎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我的回答非常的导演——我说：所有的都有。
再说那两个小男孩，我特意让他们提前八九天进组，我一演话剧的好哥们做他们的表演指导，也没抠表演，就每天带他们打篮球，这两个小孩一直在走艺术这条路，都不会打篮球。
然后给他们恶补我们以前看的漫画、动画片，他们这代小孩，何止没看过《灌篮高手》，连《数码宝贝》都没看过，他们就是从《喜羊羊》末期，看到《熊出没》，跟咱们小时候比惨很多。
再之后，开始排练，两个小孩的戏基本从头到尾走完，按照分镜、站位都给规定排完了。
他俩冲劲也挺足，就是表演的整体感觉上两个人会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在拍的时候，如果要调戏，就是调两人的感情，把他们尽量聚合在一起就行，演邵杰的黄晋祺，他可能更多的是来自本源的东西，演苦瓜的胡洪宇，他从小就演戏，所以有些经验技巧。
现场拍的时候，就让两男孩怎么gay怎么演，后来挺多人说这样处理挺好，你拍所谓的友情，这种情谊本来就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离所谓的这种基情其实也就差一脚。
从我自己的感情出发，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个感觉，我是异性恋，我喜欢女孩，但我会不会有跟男孩在一起的可能性？
直到我看《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前奏贼甜美，突然两人开始搞了，我才感到自己的胃的生理不适，我通过我自己身体的反应告诉我自己，我确实是直男。
其实在性方面，这两个孩子已经很懂了，不用我再引导什么。
我跟他们聊《玉女心经》最后舒淇李丽珍大战的时候，他俩眼神就瞬间亮一下，胡洪宇小一点，当时15，黄晋祺大一点，17，很多时候不用说这么透，反正尽量让两个孩子回到我们那个年代。
可能更多的还是表演技巧这一类，比如黄晋祺他就哭不出来，按照我们国家惯常的表演方法，你应该代入此情此景，想一下自己痛苦的经历，体验派嘛，但是他不行。
那用的什么办法呢？
听上去文绉绉的，就是方法派，把肌肉提到那个状态，最简单的就是让他们激动，兴奋的时候，演出来的基本上都对。
于是我就让黄晋祺疯跑，再把他带到麦田边上，对着麦田“嗷嗷”吼，使劲叫。
他不好意思，那我先叫，叫完了，带着他叫，叫了几下眼泪就哗哗了，根本收不住。
《情书》那个年代，全世界文艺表达都在输出普通人的感情故事，抛开了以前的宏大叙事，更倾向于个人。
但《夏日往事》当时拍摄的参考片更多是岩井俊二之前的一个片子。
《烟花》。
我开始的那几个分镜就是照着它来的，除了切了个电视屏幕，其它的都跟它一样，算是一个致敬。
我们整个剧组差不多100人，最缺的就是美术，最大的遗憾是我之前看好的一个特别漂亮的鱼塘拍不了，搞定不了。
它是一个老塘，四五个鱼塘组合在一起，旁边还有一大片地没开拓，大草地，很漂亮，有一栋房子单独在那个草地上，特别符合我的构想。
当时我们乔妆打扮，先去刺探，说我们是来钓鱼的，第二天说我们要来买鱼，第三天我们又说来写生……美术在那想得也很多，树上做点文章，做个秋千什么的，在旁边盖一栋小房子。
最后那个地儿谈不下来，死活不干，给钱也不行。
就特别怪，他说他养的都是高级鱼，你们来拍摄，还得往塘里跳，跳进去鱼就死了，算谁的。
我们当时被逼到说我给您安监控摄像头，您要是发现哪天鱼死了，看回放，看是不是我们造成的。最后都联系到当地村长了，村支书都联系上了，就不行。
其实苦瓜的房子离城市特别近，但是那个落差特别明显，一路走到他们家房子，瞬间就感觉特别空，煤矿没落后父母没了工作，就败了。
邵杰房间里的2000年那会的小零食很难找，有些淘宝上也没有，后来我们去闲鱼淘，大大泡泡糖那个盒，空的，闲鱼卖25一个，问题是我们买了那个盒，大大卷又找不着，反正没少花冤枉钱。
然后就是碟片，电影里所有在外面摆出来的，都是我自己个人原来看碟的时候收的，我从北京开着车，把我所有的家藏都带过去了。
有很多穿帮的电影海报，你一看就知道不是2000年的，我当时大概给美术说了色系，你别给我摆得太醒目了，太夸张，观众一眼就看到了，那就不行了。
唯一两个片子，是我自己喜欢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风柜来的人》，你得给我摆上来。
这个过程我很快乐，我就喜欢看好多影评人，像你一样，看这个不对，那个穿帮，瞬间我们能回到进入电影的世界里。
拍完了，美术问我这些碟要不要扔了，我说你可别扔，我在那边弄了一个小仓库，都在里边保存着。
电影拍完了后，又去问小鲨，我说你现实生活中苦瓜现在在哪儿？
他说没联系，但是他知道这个人，这个人现在就在开卡车。
我说你为啥不联系他？
他觉得，他跟这个人的感情，过去可能很浓，现在已经没那么深了，很难再跨出联系的那一步。
这么一想，我也是这样。
我在那个年龄，经历最多的就是离别。我初中时的好朋友，目前还有联系的，就一个。我小学的时候好朋友，有吗？一个都没有。
后来细想，这是怎么造成的？
就因为大家都想往好的地方走。
其实，我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北京人，我是上完幼儿园，小学才到的北京。
那时候南方有几波经商浪潮，从广州进衣服，就像《本命年》里卖内裤、卖丝袜，那是第一波。第二波去深圳，倒腾什么灯泡、电子元件。然后是广州的物流产业，这是第三波。第四波，就是去北京、上海。我爸妈就是赶着那个时代浪潮，来北京是做报纸。
后来，我觉得整个未成年时光都是在不断地别离，连上课都是，班里那时候实行素质教育，一直换班，两个星期考一次，考完试以后就按考试排名换班。
你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年级的人？
大家都变得很冷漠，不再联系。
真的还挺孤独的，我以前就很喜欢看电影，但身边没几个喜欢看电影的。
《夏日往事》之后，对我个人创作来说，我是要翻篇了，我下一步要写的已经是更加本我的东西了，回归我自己的稍微黑暗一点的内核本质。
虽然是这样说，但我拍什么片子都是掏心窝子，《夏日往事》90%的内容，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阿甘正传》，那时候我妈拉着我在北京地铁口，有一个卖碟的帅小伙，戴着墨镜，周围放着一塑料袋，或者一纸箱子，你到里头找，包装都不一样。
我妈花了大价钱，买了最贵的铁盒版的《阿甘正传》，那是三碟还是四碟装的，片长版本的最长的一个。
我回家翻来覆去地看，真好看。
《阿甘正传》再往前的电影启蒙，还真的就是像《机械战警》这样的片子，看港片都是在我初中往后，高中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已经有正版的DVD。最喜欢周润发，把他所有的片全买了。
当时没想着去搞电影，家里人又是做传媒的，更希望我接着走新闻这条路。
后来我逢人便说，我不学新闻的原因。
我考上的是暨南大学，新闻系全国排行前三。当时刚上大一，身边同学济济一堂。
当时上摄影课，找了一个外头很知名的新闻摄影师，来给我们放他拍的照片，他给我们放的是一个小偷被人发现了，逃跑的时候吊在吊杆上，结果掉下来摔死了。
他想给我们讲的意思是，在所有摄影师都不知道小偷会不会掉下来，等不了，放下相机的时候，只有他，从头到尾举着相机，举了几个小时，最后完整地记录了那个小偷从空中掉下来，摔到地面死亡的那个瞬间。
让我最震撼的是，他放完以后，他又按那个键盘上的键回放，小偷又从地上飞到栏杆上，他就这样反复，说你看他又摔死了，你看他又飞上去了。
全班同学都在那儿哄笑，他也在那儿笑，在那一刹那，我的灵魂受到暴击！
我发现我学新闻是错的！
我当时原本的梦想是能做一个像唐师曾那样的战地记者，像罗伯特·卡帕一样的人。
但大部分的新闻都改变不了现实，我想要更有力量的手段，去击到人心。
大二的时候，学校开了艺术学院，当时张铁林是院长，其中就有导演课，最后两年我就没上我的专业课，能修的都修，修不了我就去那儿蹭，在那儿还交了好几个朋友，现在还玩的挺好，虽然他们也都没有做电影。
2009年我就去电影学院进修，上完进修又去美国雪城大学读电影研究生。
我那美国校友里，最强的电影人就是艾伦·索金，我毕业后的那一年他去学校做了演讲，可惜了，我没赶上。
你在网上能查到那个演讲视频，你猜他前头人生展望完了，紧接着说了啥？
千万不要碰海洛因！他因为海洛因基本上毁掉整个人生，以为海洛因能提供灵感，后来发现不是它给人提供灵感，而是不吸，就完全写不了东西，他当场表态，“现在我终于戒断了它”。
艾伦·索金当时已经是好莱坞编剧一哥了，他能这么说，还挺牛逼。
我另外一个校友就是拜登。
终于当上总统了。
当时我们学校开了一个东海岸阿巴斯训练班，那是在他去世前，东海岸开的最后一个班。
那时候就是每个学校选几个学生，像我们学校本来就是小班制，所以基本上研究生都去了。阿巴斯就讲课，他让我们每个人拍短片，就跟正常的训练营一样。他还到现场看我拍片，第一遍拍的不满意，他还让我重拍了一遍。
当时阿巴斯白天上课，晚上出去玩，他身体很好，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酒吧打台球、乒乓球。
我跟他是一队的，他打得非常差，一看就是没怎么玩过，但是精神很好，很开心。他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拿着摄影机，一台小DV，什么都拍。
而且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同步拍一个短片，拍的也都是漂亮姑娘，这个倒是真的。
有一次晚上大家吃牛排，吃完在路边站会，他平时也跟王家卫一样戴个墨镜，正好透过他这个墨镜的缝，我看到他了，那边酒馆里出来几个美国大妞，阿巴斯表面上望的是那边，眼神却是看大妞。我们回去偷偷讲这个，乐了很长时间，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他有一些美学怪癖，刚开始我们都不理解，比方说他要求所有人拍片必须架三脚架，必须用固定镜头，稳着来拍。
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呢？他也不多解释。
我拍的第一个短片就是手持，他到了现场，开始指导我，帮帮忙什么的，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会挑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杆举得太高了，凑近点什么的。拍了一会儿，他问我，你怎么不用三脚架？
第一版拍出来，他就说你的手持毫无意义，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把我一顿痛批。
他就说了一句话，三脚架才是真正的电影镜头，手持毫无意义。
那你咋办……
第二遍我就用三脚架拍了，他就说这个拍得好，牛逼！
最后我们得出来的理解是，大家都说阿巴斯为什么这么固执，别的片子也都被他批，最后我们感觉出来，阿巴斯其实来给我们讲课，教的就是最阿巴斯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对的东西，他不讲什么所谓的学术理念或学院派的技巧，还有什么诗意表达，什么都不讲，他就告诉你，他是怎么拍片的，你们接下来上我的课，你就按照我说的来。至于你觉得对不对，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现在推崇的是电影的两段体，我不知道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是怎样悟到这个两段体，这玩意真的是现在最适合中国观众，甚至世界市场的这么一个作品。
连各大电影节都开始首肯这种制作方式，也开始往上投诚，不断的颁奖，无论是颁给《寄生虫》，还是《小丑》，都标志世界认可两段体的制作方式，不然你说威尼斯为什么会选《小丑》，这个举措实在是太古怪了，在我看来电影节就是时装秀，它会告诉大家未来电影人和世界观众会选什么样的影片。
说电影想玩新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这一点我同意一半，我同意它很难发展往上的是经典故事和表达的大内核，确实是到现在为止，表达得已经很完整了，而我们社会往前演进的速度又很有限。
这部处女作《夏日往事》改线上发行，我觉得还好，疫情挤压了这么多大片，都摆在这里，今年还有更多的片也要在这个时间放，我干嘛自找不痛快，没有意义。
因为本身发行的拷贝也很贵，我进去当炮灰，为什么呢？我放在网上，我觉得这种观影模式也挺好的，我平时也是在电脑和网上看得多，因为我穷，没那么多钱去电影院，我觉得也没问题。
电影院开张后，我去看了十几、二十部吧，技巧最好的是《我和我的家乡》，尤其最后开心麻花那段，因为之前大家都想写扶贫，都写不出花来，看了它以后，我开窍了，知道扶贫喜剧应该怎么写。
今年我觉得最牛逼的，打了五星的，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我编剧一哥校友写的就是牛逼。
现在对我自己而言，我能明确的方向，就是当导演，做电影，做好电影给大家看。
导演和编剧，就是一个信息的收集过滤器，我们从外部得到大量的信息，再把它筛选浓缩，做成大家想看的样子。
未来什么成名，拿大票房，在我看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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