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1686年的荷兰。18岁的内拉为了填补奥尔特曼家族在溃坝淹田的亏空，离开德伦特省会阿森，只身嫁到阿姆斯特丹，成为了富商约翰尼斯•布兰特的妻子。

事实上，在17世纪80年代，每年有近1000艘荷兰船只进入波罗的海。约翰尼斯就是依靠水路贸易发际的大商贾之一。而富商迎娶没落贵族之女也成为双方家族共赢的方式。

与大姑子玛琳以及男仆女佣的冷脸相比，约翰尼倒是温柔客气，却拒绝亲昵行为；同时这对姐弟的关系既密切又剑拔弩张，总之，内拉觉得整个布兰特大宅充满了古怪。

而内拉真正的噩梦是约翰尼斯给她的新婚礼物——微缩娃娃屋。之后一个神秘的匠师不断送来微缩模型：不只是布兰特大宅里的人与物，还有婴儿床、姜糖饼、托着糖塔的自卫队军官、手持匕首的少年……它们契合着现实、昭示着未来，宛如魔咒一般……

先是，内拉撞见约翰尼斯在库房与那个少年私会，明白了自己身处另类婚姻的现实。随后，满心嫉妒的少年冲到布兰特大宅被黑人男仆刺伤。在之后，自卫队军官弗兰斯在新仇（糖塔压仓）旧恨（玛琳拒婚）之下将约翰尼斯告上法庭。

在当时的荷兰，教会保持着参政传统（法律分为教会法和世俗法），不要说鸡jian，连同性lian都触犯了教会的神经。尽管内拉积极奔走疏通，但约翰尼斯还是在昔日恋人的伪证与幼年相识的指控下，放弃了申辩，死于溺刑。

而布兰特大宅“离经叛道”的不只是约翰尼斯，玛琳也在诞下黑人男仆的孩子后大出血而亡。内拉面对着物是人非的布兰特大宅，不无伤感，她想起那个神秘匠人给她的纸条“每个女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造师”，自言自语道“你可以的”。

影片对于故事线的勾勒算不上精巧，悬疑感反而是着力于反差的呈现上：看似古板克制的玛琳事实上与她的弟弟一样追求自由、敢爱敢恨；看刚正威严的神父与法官却收受贿赂、德行失格；而那个所谓昭示未来的娃娃屋，不过是匠人敏锐观察力的延伸。

与其说影片让人沉浸于故事，不如说让人融入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自然、人文、市井、宴会、商贸、宗教，一众场景皆以油画般的质感呈现，不难捕捉到伦勃朗深沉神秘的质感以及维米尔柔情宁静的氛围，光影运用非常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