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7-29

黄牛惨案:文明与历史的背面

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之中，从野蛮粗暴演变到文明开化所经历的痛苦历程，近似于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无论是施加于群体的疾病、灾难、战争，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期骗、背叛、杀戮，都促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文明化进程中寻找更为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更加理性的化解矛盾的可能。然而，在这样不断找寻与建构的进程中，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异往往能够迸发出极其惊人的力量，用近乎惨烈的方式告诉我们理智与制度的重要性，从而让我们在血与刀的教训之中，去接受一种本已存在却往往被落后的“传统”和表面公平所遮蔽的处理方式和解决可能。

威廉·A·威尔曼（William A·Wellman）的《黄牛惨案》(The OX-Bow Incident，1942)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表现现代法律制度与落后野蛮方式之间矛盾冲突的电影，但在电影史上长期以来却为人所忽视。影片将西部片元素（小镇、牛仔、追逐、枪战等）和略具悬念的故事情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着力表现了在现代法律制度逐步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那些沉湎于“英雄侠义”的人们在自己习惯的世界中对往昔颇不情愿的退却与略显苍白的坚守，刻画了野蛮——文明冲撞中的世人群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黄牛惨案》为好莱坞律政题材故事片开辟了道路。作为一部经典好莱坞时期的影片，其在叙事原则层面没有打破线性叙事的传统，却在视听语言和导演技巧上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影片大量运用音响来表现画外空间，重视镜头内部的运动，用近景和摇镜头来刻画人物群像而少用特写和仰拍塑造传统意义上的西部片英雄。类型化明显的西部片英雄形象在这部影片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丰满和真实的生活在西部小镇的普通人。他们自身的野蛮、愚昧、落后与现代社会的文明、开化、进步产生龃龉格格不入，但他们却又固守着长存于群体中的“正义”与“荣誉”。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英勇行为”最终被证明是急躁与鲁莽的，而真正理智和冷静的行为又被映衬得略显懦弱。“英雄”概念被重新定义：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在拼抢与砍杀表现得多么英勇，而在于能否用自己的行为去维护真正的正义。

严格而言，《黄牛惨案》借用了西部片的特征和元素讲述了一个有悖于西部片常理的故事。传统意义上英雄的行为在这里非但未能完成高尚的救赎与正义的审判，反而成了制造冤案悲剧的直接工具。野蛮/文明、落后/进步之间的矛盾由此得到凸显，并引发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群体意志和法律制度究竟哪一个更能维护社会正义？这或许是导演在黑白胶片背后更想传递给我们的东西。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宁静安详的小镇，小镇的宁静在普通的一天被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牧场主金凯德被人杀死了。小镇的居民大部分义愤填膺，发誓要为金凯德报仇，他们在特蒂尼少校的带领下自组了队伍准备出发去捉拿凶手，却被小镇的酒馆老板戴维斯拦下。戴维斯和牛仔吉尔•卡特（Henry Fonda饰）认为在没有警长许可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有违法律的精神，于是牛仔吉尔•卡特和阿特·克罗夫特便去向警长和法官汇报希望可以阻止这可怕的行为。不幸的是警长因公务外出，代理警察梅普斯同意特蒂尼少校的做法，他们丝毫不顾法官的劝阻，带着一支充满戾气与仇恨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长途跋涉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凶手”——以青年马丁为首的三个人。这三人符合杀人凶手所应满足的所有条件：他们正驱赶着牧场主金凯德的牛群奔向远方，同时，在墨西哥人胡安身上，还发现了牧场主的枪。马丁辩解说牛群是从牧场主那里买来的，胡安说枪是他在路上捡的，只有那个稍显疯癫的老人承认他们三个就是杀害牧场主金•凯德的凶手。案情显得扑朔迷离，人们开始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判断这三人是否有罪，从而决定他们的生死。遗憾的是，只有七个人反对对马丁三人滥用私刑，而是应该交给法庭去审判。马丁知道自己很难逃生，于是写了一封信托戴维斯转交给自己的妻子。特蒂尼少校终于下令绞死了马丁三人，在他们庆祝胜利返回的路上，竟神奇地遇到了警长和牧场主金凯德。原来金凯德并没有死，他只是被歹徒打伤，而打伤他的歹徒也已被警长抓获。胜利的喜悦瞬间变成了自责的罪孽，回到小镇后，戴维斯拿出了马丁留给妻子的信，信的最后写道：法律是人类的良知，人类没有良知就谈不上文明……

威尔曼的导演功力在此片中已展现出难能可贵的成熟。为了表现小镇的宁静，威尔曼在开场时先运用固定机位镜头来拍摄牛仔吉尔•卡特和阿特·克罗夫特骑马驶来的场景，然后让一条小狗从画面的四分之一处左上方向进入镜头，随后摄影机开始摇摄，到主人公抵达酒馆下马停止。这个镜头因充分运用画面内部的调度而极具表现力，并和接下来酒馆内的那场打斗形成了对照并构成了一种隐喻，预示着先前的宁静即将被无谓的争斗打破。在影片的结尾，开场的这个镜头又得到了照应：摄影机自牛仔从酒馆中骑马出发开始摇摄，接着固定机位拍摄，开场时出现的那只小狗从画面右下方跑入镜头，牛仔则骑着马逐渐远去。这样的设计与安排与影片开场时的画面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反方向呼应，暗示我们经历过这场风波的洗礼之后，小镇又从新回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此时观众已经清楚地知道平静背后那生命与血的代价，从而也更愿意接受这来之不易的光明。

作为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声音在此片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精心设计的配乐，多次出现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都很好地配合了画面的表现，烘托了电影所要表达的情绪。此外，声音还独立地承担了叙事功能。在马丁三人被行刑的一场戏中，镜头并未直接展示三人被绞死的场景，而是用马凄厉的嘶叫暗示出死亡的惨烈。威尔曼有意识地让声音承担叙事功能，拓展电影的表现空间，使得画面和声音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结合。

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延续了西部片二元对立化的人物设置方式：一方以特蒂尼少校和代理警长梅普斯为代表，沉湎于旧时代的英雄侠义，主张自组队伍去捉拿杀掉牧场主的凶手；另一方以小镇酒馆老板戴维斯和牛仔吉尔•卡特为代表，他们认为在没有警长授权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没有践踏法律私自逮捕人的权利。于是，此片的戏剧冲突由此产生，双方都希望公平正义能够在自己主张的方式下得以实现，又都希望对方能够被自己说服。在特蒂尼少校一方看来，不敢或不愿采取自组队伍的方式去缉拿凶手，本身就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这种懦弱与西部人所应具有的英雄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而在戴维斯和卡特一方看来，文明的制度比野蛮的行为更具震慑力，不但能使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可以避免伤及无辜。在这里，理念上的冲突通过人物对事件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并通过这种冲突成功地设置了一个吸引观众看完全片的悬念——究竟是谁杀死了牧场主，杀死牧场主的凶手能否顺利归案？这样一来，影片在情节上就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叙事动因，即命案——追凶——真相，找寻“罪犯”的过程也由此得以展开。在这样的叙事过程之中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在群体上人物存在对立之外，个体所代表的社会形象间的对立则暗示出了更为深化的对立和时代的弊病。

特蒂尼少校有着深厚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他眼中，他的所为是男人、英雄应有的行为。相比之下，他那受过现代教育的儿子所主张的通过法律去解决问题在他看来则是无能的表现。威尔曼通过这样一组形象的设立，强化了父权专制对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当谜底和真相终被揭开之时，一直处于弱者地位的儿子终于爆发了。他质疑父亲的所作所为：“我终于看清了你的脸，一张杀人凶手的脸。只有两种东西可以形容你的脸——权力和冷酷。”特蒂尼少校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遗憾和自责，为了维护自己所珍视的荣誉和权威，逃避别人可能对他的非议，他开枪自杀了。威尔曼没有直接拍摄特蒂尼少校开枪自杀的场景，而是采用画外音响的方式来表现内容。此处的画面是一扇紧闭的门（特蒂尼少校在门的里面），画外音响则是一声凄厉的枪响，观众没有看见少校开枪自杀的镜头，但却能够准确领悟其中的内容。门的密闭暗示了特蒂尼少校内心的封闭和对儿子批评的拒绝，同时也表现出他对自己行为一定程度上的懊悔与隐忧。枪声响过之后马上剪接上的是其子的特写镜头，在这个特写镜头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丝失去父亲后的痛苦与悲伤，反而从其表情中看到一种释然的解脱和对未来的期望。至此，个体间的冲突解决完成了对群体冲突善恶的判定，父权的强制力随着特蒂尼少校的自杀而终结，制度的重要性亦由此得到肯定。

在影片中，黑人斯帕克斯的形象值得我们重视。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885年，这离南北战争结束仅仅二十年的时间，黑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待遇上的境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作为有色人种，黑人仍然受到白人各种歧视和打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电影中斯帕克斯这一形象的出现无疑具有颠覆意义，因为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善良、理智、宽厚的美德，黑人不再被塑造成是野蛮、凶残、贪婪的。在表决如何处置马丁三人的一场戏中，斯帕克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戴维斯，他用理智和勇气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主张将马丁等人交给法庭审判。在这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对立被置换为仁爱与残暴间的颉颃。斯帕克斯既是被白人侮辱嘲弄的对象，又是理性和正义的代表，在他的身上，隐含了电影作者对于种族主义的批判和隐忧。真理有时候就掌握在那些被我们所鄙夷的人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固步自封的优越感往往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而把我们引向歧途，所以，平等、自由、理智、博爱、正义应当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化进程中不断去追寻的东西。偏见的消解、歧视的废除既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我们致力去追寻的目标。

马丁之死唤醒了沉睡于我们心中已久的悲悯，也让我们思考法律与制度的重要性。在影片的结尾，当人们念出他给妻子写的那句“法律是人类的良心，人没有良心就没有文明”之时，任何人都会被死亡沉重的扣问所打动。同样，影片也对“民主的暴力”提出了自己敏锐的看法。判处马丁等人的死刑，是“民主”表决的结果，在这样堂而皇之的“公平”背后，是制度无法回避的脆弱。为善的目的而做恶的行径，往往是衍生罪恶新的根源。在若干年后方达出演的《十二怒汉》中，我们继续看到了人们对于制度弊端的深刻挞伐：法律与正义不是制度必然的产品，只有严肃有效地运用制度，才能真正保障公平正义。到了《肖申克救赎》，呈现给我们的则是对司法体系漏洞与法律程序不公的强烈抗议，通过离奇情节的想象性叙事完成对于制度辛辣的批判，向制度的不合理性发起新一轮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