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信号》对我来说是隔着时间的长河，某种正义的信念在电波里复活的话，《CALL》更像是一盆冷水。 14岁的我很希望拉开抽屉就能坐进时光机，此刻20岁的我坐在这里，也突然开始希望身边堆成小丘陵的课本可以一页页消散，柜子上摆着的“HYCOSAN”可以回到药店的架子上，让李子维穿过人海走到黄雨萱窗下听见“你要记得今天哦，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天”，让我重新戴回厚厚的眼镜，回到某一年，回到2020甚至2000之前的随便一年。

那时候的我在日记里写“或许有天，死去的时间和灵魂会重新复活”，于是吴英淑真的复活，她拿起她藏在衣柜里的红色灭火器，温热的血浆沾染的单眼皮像一把锋利又危险的刀。吴英淑是特别的，虽然那把原本应该作为证物的刀被火焰舔舐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嘴唇在发抖，但她超出寻常地美丽、聪明、偏执，“她是怎么笑得那么急促、可爱又变态的呢”。

为什么呢？我常常想问这个问题，缘何书妍会拿起那个被诅咒的电话，缘何封住的深渊被夜半惊醒的女人砸开，缘何精心粉刷的海洋绿色墙壁在夜里会暗的像一碗即使有光也照不出一点快乐的巫药？英淑笑起来的时候，她换上她喜欢的红色上衣的时候，她坐在人群里近乎疯狂地啃食炸鸡的时候，我几乎要忘了那些被咬掉脑袋的小熊软糖。为什么她会患有精神病呢？我甚至那一刻有些变态地想，即使她有精神病，那个总是涂着白色粉底，嘴唇红得像血的女人也不该让她只能活在只有蔬菜、灰尘和厚重窗帘的老房子里，她该出去看看这世界。我为自己这样的想法陷入了矛盾，如果说“巫女”的错是用错误的方法对待一个拥有反社会人格的精神病患者，那么“杀掉吴英淑”这件事是什么，吴英淑到底是什么。

吴英淑到底是什么呢。

她会笑起来，对电话那头素未谋面的声音说“要不要我救你爸爸一命”；她会在寂寞的房间里问“为什么要杀我”；她会说着“哥哥这件怎么样”，然后对着发现尸体而瘫坐在地上的成浩叹气；她会蹲在小狗笼前和未经世事的灵魂对视；她会用冷静到可怕的声音对电话那头许多年前的自己说“只要你紧握着这个电话，未来或许还可以被改变”。她爱极了红色，她爱极了鲜血，她爱极了死而复生的自己，她爱极了掌握脆弱生命和宏大未来的感觉。我不知道反社会人格归根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与恶的距离》里站在剧场大幕前开枪的李晓明那一刻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应该用他人的死亡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只能凭现在浅薄的认知将其理解成一种掌控感，一种极度的自爱和自我认知的寻找，一种内在对他人的蔑视和无畏。当然可以说她受了伤、他们受了伤、这个群体受了伤，那些对社会的恨意不是无迹可寻，但这件事很恐怖的点在于，李晓明没有恨那个剧场里的任何人，如果吴英淑有恨，恨的只是让她痛苦而她无法逃脱的“母亲”，而其他人，其他被杀掉、被毁掉、被用来伤害这些人怨恨的社会的人，那些人什么都还来不及做，他们只是被从属于社会的一个小小的个体。这个社会大到让人会绝望、会恨的程度，可是死去的是渺小，反社会人格携带者伤害的是渺小、迷茫、不设防、和他们一样受了伤会愤怒会疼痛的血肉之躯。

我也一直在想，那个活在现在的金书妍，对着电话那头爸爸的声音流泪的金书妍，穿着紫色裙子头发长长，说着“英淑啊今晚你妈妈可能要杀了你”的金书妍，会否在某一时间也恨上了时间，恨上了善良，恨上了过去逃避错误的那个自己。就像坐在凳子上发抖的小女孩不会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又善良的自己正引领着疼痛走来。快乐的背后是汹涌又庞大的痛苦和悔意，是涂着红色指甲油的纤瘦手背上的疤痕，是脖颈上被藏在温暖的围巾里只对挚爱露出的一处陈年伤口。我将其归因于时间，是时间把某种幸福的可能摊开在人面前，然后它势不可挡地碾碎一切带走一切，让人短暂地幸福，让人永恒地、不可避免地感到后悔。

“或许有天，死去的时间和灵魂会重新复活”。

时间从未死去，死去的只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