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功成名就”的冒牌职业杀手，一个负债累累、准备自杀的小演员，当他们身份互换时，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于是，刘德华（扮演杀手周全）只好在今年第二次失忆（在《拆弹专家2》中，他扮演了失忆者潘乘风），住进陈小萌（肖央饰）的、肮脏的小屋中，试图恢复“记忆”，而陈小萌则坦然躺在周全豪宅的浴缸里，感谢命运的惠顾。
然而，上帝给所有好运，早已悄悄标上了价格。
失忆的周全四处跑龙套，他曾经成功的潜质让他再度看到成功的希望，甚至收获了来自李想（万茜饰）的爱情；总是失败的陈小萌硬着头皮接下新的杀人订单，却怎么也过不了被杀者程怡（曾九蓉饰）的美人关……
一番阴差阳错、笑料百出的折腾后，陈小萌意外发现，在颓废、窝囊、懒惰、说谎之外，他竟然还有一点小小的善良，甚至周全都想“收购”他的人设；而周全也发现，在上进、精明、多才多艺之外，自己竟然缺了一份真正的勇气。
于是，这个“身份互换梗”以双赢而告终，不论是周全，还是陈小萌，都是最后的赢家。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故事，体现出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某种期待，这种期待千载传承，至今不衰。
说句题外话，今年春节档的几部影片，相较于往年，质量有明显提升，往年能打到8分多的，今年打分明显偏低，其他平台上能打到8-9分的，在豆瓣平台上也会低一些。竞争激烈是好事，但也应看到，商业片自身的显著进步，包括《人潮汹涌》，今年有好几部贺岁片其实已超越了传统贺岁的层面，具有深读的可能。
“身份互换”本是一个传了几百年的老梗
“身份互换梗”历史悠久。
严格来说，《丑小鸭》就是某种身份转换——一直自认为丑陋的小鸭子自卑到尘埃中，只在内心深处保存着天鹅梦，当它历尽折磨，谦卑却让它看到，自己真的是天鹅。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隐喻：每次长大成人，都要经历从自卑到自立的折磨，没有人能拒绝伤痕累累，但丑小鸭终会成为天鹅。
把“身份互换梗”用得最好的，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他的《王子与乞丐》《申请爵位的美国人》《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人》等，都是标准的身份互换故事。
在《王子与乞丐》中，沦落为乞丐的王子爱德华饱受嘲讽、谩骂之后，终于意识到，剥离了身份，自己什么也不是，曾经的庄重、斯文只能让他更多受辱，他也学会说脏话、怒吼，乃至拳脚相向，而突然成了王子的贫儿汤姆在宫中，把漱口水当饮料、拿传国玉玺砸核桃，出尽洋相……
正如爱德华所说：“我们俩（指和乞丐汤姆）要是光着身子走出去，谁也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太子。”这与《人潮汹涌》中，周全、陈小萌在澡堂互换身份，颇有相似处。二人互换身份后，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不适感，用对比的镜头呈现出来，也似《王子与乞丐》的况味。
不同的是，在《王子与乞丐》中，互换身份的二人是清醒的，有主动入局的意味，而在《人潮汹涌》中，两位主角是被动入局（周全患上失忆症）。
西方文学为什么特别关注身份
这是因为，《王子与乞丐》和《人潮汹涌》的创作背景迥异。
西方社会步入近代化前，是标准的贵族社会，身份对个体有决定作用。相当时期，西方小说中的爱情是贵族特有的情感，平民最多只能被动接受。
罗切斯特（《简·爱》中男主角）、安吉尔·克莱尔（《德伯家的苔丝》中的男主角）、班纳特和达西（《傲慢与偏见》中的男女主角）、安娜（《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女主角）等皆如此，基本预设是：只有从小接受贵族教育，才能培育出高贵的情感。
到马克·吐温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拥有多种传统、多种历史讲述方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英国人、犹太人等移民彼此争夺解释权，其结果是，人们不得不在经济上达成共识：不论对哪个族群来说，一美元都是一美元，这是最简单、最直观的获取个人价值的方式。
曾经的多元变为一元，曾经的复杂变为简单……这使个体与背景之间剥离得如此滑稽：一个爱尔兰人为赚钱，可以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德国人，如果他手中的钱足够多，那么德国后裔也会集体同意，并其补上祖先曾在德国生活的履历。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吐温对“身份互换梗”特别敏感。在《王子与乞丐》中，衣服变得如此重要——穿上丝绸，乞丐变王子，侍从们坦然跪下，汤姆对此感到紧张时，侍从们反而觉得是跪的姿势还不够好；穿上乞丐服，王子即乞丐，来到皇宫前，卫兵们毫不客气将他轰走。
随着身份混淆，伴随身份而生的责任感也会崩溃：如果法官不认为自己是法官，教师不以“桃李满天下”为荣，工作只是挣饭吃的碗，大家都是商人，则“我”是谁？“我”该为什么而活？
中国古代作品为何很少用“身份互换梗”
然而，困扰着马克·吐温的这些问题，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却不甚突出。
至迟在宋代，中国已基本完成了从“身份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化。宋代以后，很少家族能三代任官，甚至“富不过三代”，当权力与财富无法世袭，则个体在身份上就具备了一定平等性——只要愿意，付出努力，他就可能成为他所希望成为的人。
在历史中，这被称为“唐宋革命”，即在唐宋期间，中国社会基本完成了“近世化”，个体拥有了身份权。比如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可以拥有私人财产、有姓名权、可以祭祖和建家庙……
在学界，“唐宋革命”尚有一定争议，从当代眼光看，“近世化”在尊重个体权利方面，仍存很多暗面，但相比于同时期的欧洲，却犹如曙光。
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在《风俗论》中，称中国文明是模范文明，晚年伏尔泰书房中高悬孔子像、朱熹像，每晨必敬拜。
伏尔泰的赞美中，自然有误会的成分，但整体而言，从宋代起，中国人便不再把爱情视为贵族特有的情感，以白娘子传说为例，法海本是除魔镇妖的男主，后来却被书写成食古不化、破坏他人感情的恶魔。
明代冯梦龙曾说：“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在他笔下，爱情从来不是贵族老爷的特权，妓女、妖怪、狐仙等饱受歧视、侮辱，却都有爱情权。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妓女杜十娘的人性高度远胜“圣人门徒”李甲。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王子与乞丐》式的故事未必成立。只是“五四”以降，在主动学习世界的过程中，误将不同传统下的创作视为“永恒”，以为一“批判”即严肃，不“批判”即通俗，即等而下之。
其实在美国，《王子与乞丐》属通俗小说，文学评论家布莱尔说：“这本书意在吸引儿童读者，因此它的风格和内容对美国的成年读者就不再具有吸引力。”
用世界的手法，讲好中国故事
随着全球化进程，创作也日趋全球化。在今天，“身份呼唤梗”在中国的小说、电影、电视中也经常出现，但成功之作却不多。相比之下，《人潮汹涌》堪称精品。深入观照，就会发现：虽然它改编自日本电影《盗钥匙的方法》，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故事。
首先，剧中的女性是独立人格的现代女性。她们有自己的性格成长史，不论是反派晖姐（黄小蕾饰）还是主角李想，都有自己的偏执与性格，两位演员的表演也异常出彩。李想初期本是想找个出彩的故事，以挽救自己的职业生涯，却在周全的上进心、阳光感的触发下，爱被意外唤醒，从职业女性突然回归女性。成功只能让人赞叹，爱才会温暖心灵，这是大陆民族典型的心理特征——不愿被茫茫人海吞没，渴望拥抱自己。
在李想身上，聚焦着无数打工一族的梦想。他们既屈从于生活，又会在情感的召唤下义无反顾。
其次，投向世俗生活的温情与悲悯。在《人潮汹涌》中，为黑社会递刀的美团小哥不忘叮嘱“给个五星好评”啊；饱受晖姐蔑视的马仔，竟主动把李想的孩子送回家；突然有了钱的李小萌，不仅还了欠前女友的钱，在听说她将结婚后，还给了她一大笔钱，回归原身份后，他感到后悔，又闯到婚礼现场，希望能收回一点，前女友也大方地给了他一个红包……这类梗，只有中国观众才能会心一笑。因为每个人都遭遇过类似的故事，或多或少做过类似的“傻事”，对于人性缺陷，我们常常不是战胜它，而是用包容，与之共存。
在《盗钥匙的方法》中，反复强调男主记日记，在日本，手账是生活必需品，在日本文化中，将清理内务、记日记视为美德，颇能引来观众的赞叹。而大陆民族性格更倾向于粗疏、豪爽、宽厚，在中国，记日记纯属个人习惯。在《人潮汹涌》中，也只将日记作为推进情节发展的一个梗，体现出创作者对中国故事的把握。
其三，大团圆式结尾。在相当时期，“大团圆”被视为很Low的创作手法，观众更渴望看到开放式结尾，保留“问题尚未解决，应继续思考”的意味，这种西方式表现手法固有高明处，但中国古代戏园中，舞台两边都会有这样一副对联：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
中国古人不认为戏剧是现实的刻板仿写，它通过一套程式，提醒观众：人生与戏剧不同，不可戏精上身。世界与人生可以讲成故事，但故事之外，人生还有更广阔的侧面。这种提醒对于动辄入戏的现代人，显然有价值。《人潮汹涌》采取了大团圆式结尾，但并没降低故事的力度。
“讲好中国故事”是多层面的，不仅要有正剧，也要有喜剧；不仅要写英雄勇士，也要写小人物；不仅要有严肃的宏观巨制，也要有沁人心脾的小故事。从这个角度看，《人潮汹涌》虽然采取了娱乐故事的框架，但不论是细节把握，还是精神内核，与饶晓志导演此前参与执导或是制作的《无名之辈》《平原上的夏洛克》具有一致性——这是一个既让人笑声不断，又催人泪下的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