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凝练、恢弘的叙述，令我沉迷的将永远是细节，无尽的细节。
那么，退守租界之后，壮士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磨难？英雄又为何命丧宵小之手？
请看——
四行仓库易守难攻，弹药、粮食储备充足，加上外界接济不绝，日军又忌惮租界，孤军足以坚守相当长的时间。但最高当局顾虑租界安危，答应租界要求，令壮士们撤离仓库，经英租界至沪西，与88师本部会合。
原本商定，孤军撤退时，英军给予提供火力掩护，结果英国人失信，导致壮士在撤退途中，伤亡不小。更过分的是，租界命孤军缴械。谢晋元与战士们自然不肯，由于上级命令，只好服从。租界再无忌惮，公然失信，将孤军强留租界，加以管制。租界如此卑鄙，只因不敢得罪已经侵占大半个上海的日本侵略军。
身陷租界中的壮士被圈禁在胶州路口一块47亩大小的荒凉地段。这里曾经做过临时难民收容所，这正是壮士们当下的处境。营地之中草草搭了几个大帐篷，四周早已布满铁丝网，岗楼、步哨齐全，可见一切早有预谋。
顾全租界的抗日壮士，一时沦为俘虏一般。
好在还有热情拥戴他们的上海民众，令他们阴郁的心底洒进些许阳光。当汽车还在押送壮士们去往营地的途中，簇拥的民众就一路振臂高喊“中华民族万岁！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这集中营一般的营区，在今后的时光里，被民众尊称为“孤军营”。
未等孤军入营安定，记者、市民、各界组织团体便一批批到了。吃穿用度使劲儿相送。光毯子就上千条，毛巾人均十几条，饼干、糖果、罐头每人好几样。上海市政府订购了2100件西点慰问壮士，雪园食品厂姚绍华、袁志荘闻讯，自愿以市政府名义，免费捐赠给孤军营。
令人心酸的是，战士们多来自农村地区，没读过书，看不懂罐头上的英文字，将罐头倒抓在手里。他们不会开罐头，在炼乳的瓶身上凿个洞，边吃边想：“这个牛奶怎么这样浓，这样甜？”
这令人想起，早在守卫四行仓库时，战士也有误食桐油之事。
刚进入孤军营的谢晋元几乎没怎么休息，媒体对这位孤军将军实在太过好奇，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八百壮士的谜团急待谢晋元亲自解开。
外界首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八百壮士究竟有多少人。谢晋元回答说：“全体壮士实为420人，其中十余名殉难，余受伤入医院治疗，撤退时为377人。”
这十余名殉难的壮士个个都是好汉。
陈树生为制止敌军工兵掘墙爆破，背负几颗手榴弹从五楼坠下，与二十多名日本兵同归于尽。
一名张姓战士以集束手榴弹炸毁敌战车一辆，自己也牺牲。
还有即将升迁排长的蒋敬班长以下9人在27日的旱桥阻击战中，弹药用尽，又与敌肉搏，歼敌二十余才受伤被俘。日军违反国际公约，将他们按押到苏州河边刺死。
谢晋元这段话中没有囊括在内的是，在撤出仓库时，因英军失信，致使壮士裸露在日军火力之下，又伤亡22人。
进入孤军营时，壮士们还有355人。
媒体经过采访，也整理出了一份了战时属于机密的官佐名单，命名为“八百孤军将领芳名录”。经谢继民先生勘误，准确名录如下：
团副谢晋元
营长杨瑞符
医官汤聘辛
一连连长上官志标
排长杨德余
排长江顺治
二连连长邓英
排长陶杏春
排长李春林
排长伍杰
三连连长石美豪
排长陈豈凡
排长尹求成
排长唐棣
机枪连连长雷雄
排长陈日升
上海失守一个月之后，南京也失守了，中央政府先迁武汉，再迁重庆。第八集团军有6000人退入法租界，比孤军营幸运的是，法租界提供饮食，可孤军营却因政府自顾不暇而断了生活开支。
新年转眼已至，1938年元旦，谢晋元偕同一众军官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给战士们拜年，鼓励大家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他仍然想办法挤出了几百块钱，买了猪肉，给大家加了菜。
谢晋元和全体孤军心下已经了然，离开租界一时无望，当下只有从长计议。
既然要久住，首先就要改善居住环境。好在这对大多数都是农村子弟的孤军战士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
他们拔去杂草，清除垃圾，叫厂房将废弃的煤渣运到营地上，使营区高出马路，免受雨涝之苦。
原先简陋的四个大帐篷，解决不了三百多人的居住问题。战士们弄来许多大火油桶搭建起简陋的棚屋。又在市民的支持下，用芦席和茅草搭起了草屋。后来又用市民捐助的木材和油毡盖起了四幢平房平房。还连上了自来水和电源。
由于大门口有租界的白俄兵看守，谢晋元下令在门内加了一道铁丝网，作为二道门，与其隔离开来。
食堂、大礼堂、宿舍、医务室、浴室、厕所等生活设施，以及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大操场等体育设施也在战士们手下兴建起来。还栽种花草，养鱼喂鸽。
有意思的是，孤军战士们是被限制使用铁器的，铁锹、铁镐这些工具都是由民工早上带进来，晚上又带出去，绝不能在营内过夜。
谢晋元还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每天早上四点半，营内就会响起嘹亮的军号，全体官兵立刻起床。内务，晨操，吃饭，上课，练拳，唱歌，游戏，洗澡，休息，值班，照样实行军事化生活方式。
三百多张嘴，光是吃饭，每天的开销也是很大的。起初，民众捐赠为孤军营解了燃眉之急。其中，大生纱厂刘鸿生承担了孤军营三个月的生活费。后来，国民政府军政部也有了拨款，交由租借代办伙食。
因营养太差，导致战士们得了夜盲症，脚气病，肺结核。由于医院粗疏怠慢，前两年住院的约五十名战士，竟有10名病死。
经谢晋元强烈抗议，租界答应伙食由孤军营自办，孤军营还找到了一个王大爷代为采购，战士们渐渐恢复了健康。
谢晋元从未放松过对士兵的要求，身在孤营，犹在军旅。除了一般的晨操、跑步，晚饭后还有半个小时，请精武体育会的国术教练教大家拳术。
谢晋元有感于大多战士来自地方保安队，没有经过系统军事训练，所以他制定了训练计划，每天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教授战士们各种基础军事科目。战士们削制了木枪学习刺杀、瞄准、射击，吸引了很多上海民众在铁丝网外驻足观看。也可见谢晋元从来都没有放弃过重回战场，抗日卫国。
除了日常军事操练之外，每周日上午还有时政教育。
平日还要进行篮球，排球，足球，网球，单杠，双杠，木马，铅球，跳高，乒乓球各项体育运动。
其中篮球是大家最爱的活动，经常有五六十个人一起玩，谢晋元将组织了5支篮球队，分别命名为“孤军”、“攻击”、“斥候”，“突击”、“冲锋”。其中“孤军队”最为出色。谢团长还延请专业人士来指导球员训练。
有一次孤军队与国军中学比赛，孤军24:31输球，谢晋元将失误多、跑动不积极的张宝生调出，以一连的严汉生，张玉文，朱孝存及四连的段海清4人调补。谢晋元还进行理论指导：中锋既要助攻，也要助守；拼命攻击对方篮下；要双手接球；禁止无把握长传；禁止乱投；禁止不盯人。
有时女子中学也有要求比赛，谢晋元便派上二线球员，不让对方输得太多。
孤军营中的篮球明星薛纪连、余长寿、傅东生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
日寇策划要在上海搞所谓的大东亚运动会，借以宣传大东亚“共存共荣”。作为回应，谢晋元在1940年10月26日至31日连续6天举行运动会。300多名官兵和外界爱国青年参加了各种体育竞赛，有单双杠，木马，跳高，跳远，铁饼，长跑，标枪，举重，竞走，国术，体操等。谢晋元参加网球比赛获得第1名。谢晋元的勤务兵万连卿，跳高1米4，得第2名。
孤军营还组织了歌咏队，口琴组，话剧团，既自娱自乐，也进行爱国教育。
上官志标是除了谢晋团之外谢晋元之外，唯一受过军校训练的人，谢晋元派他组织话剧团，编写抗战剧本，交由战士们排练。孤军营大操场搭了一个戏台，铁丝网上挂两块幕布，上书“孤军剧团”四个大字，下面画了一只步枪。参与演出的除了孤军剧团之外，还有华东联合女中，友联剧团，延平学校，上海中学，上海艺术研究社，妇女互助会等组织、团体。剧目包括《四行抗战》，《保卫卢沟桥》，《卧薪尝胆》，《文天祥》，《岳飞》，《屈原》，《捉汉奸》等。反响最好的是讽刺喜剧《汪精卫与陈璧君》。
上海各界人士还会把杂技，相声，魔术，评弹，木偶剧请到孤军营中慰问演出，当时上海的各个剧种的名角、明星大多数进过孤军营。
上海电影人定期给孤军送来一些影片，有《秦良玉》，《啼笑因缘》，《夜半歌声》，《月光曲》，《马路天使》，《风云儿女》，《火烧红莲寺》等。放映影片的时候，附近居民纷纷赶来观看。
军民联欢时也少不了要唱歌，《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在太行山上》都是军民常唱的歌曲。
1938年，黑白故事片《八百壮士》于全国上映，该片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饰演谢晋元，受到全国军民热烈欢迎，抗战期间长映不衰。
电影配乐是由爱国青年桂涛声作词，音乐家夏之秋作曲的《歌八百壮士》，也叫《中国不会亡》，风靡于全球华人圈。音乐工作者王云波在离沪转赴内地前，还特地赶到孤军营，教战士们唱这首歌。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
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
飘荡，飘荡，飘荡，飘荡。
八百壮士一条心，
十万强敌不敢挡。
我们的行动伟烈，
我们的气节豪壮。
同胞们起来，
同胞们起来，
快快赶上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
谢继民先生回忆，小时候他问母亲凌维诚，父亲哪件事给您的印象最深，母亲讲了父亲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后的一件事。
当时是1933年7-9月，蒋介石三次“围剿”红军失败，认为是部队中初级军官军事素质不足所致，于是在江西庐山举办了三期的军官训练团，将各省30几个师团以下的军官7600人轮流训练，谢晋元参加了第2期。
凌维诚见谢晋元回来后愤愤不平，一言不发，忍不住发问。谢晋元沉默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我死也不相信！”
原来在培训期间，军官们就“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局势展开了讨论，多数军官认为中国不可能打得过日本，而且越打亡得越快。谢晋元不同意，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开始要丧失一些土地，但是长期抗战后一定能取胜。如他日记中所写：“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谢晋元以其军人的使命感，践行了自己的信条。
1938年，谢晋元决定在“八一一”出师上海和“八一三”抗战两个一周年纪念日，在孤军营内升起国旗。但是没想到升旗纪念却变成了一场护旗斗争的流血事件。电影《八佰》中的护旗战斗基本上属于虚构，但在租界内确实发生了真实的护旗斗争。
租界当局蛮横的阻拦升旗，日军派出飞机在孤军营上盘旋示威。经与租界工部局协商，谢晋元坚持升旗，但同意将旗杆截短，不超出孤军营营房高度。
8月11日早上6点，全体孤军和铁丝网外的上海市民注视着国旗在朝阳下冉冉升起，均激动不已。
此时，工部局的万国商团却集结了英、意、白俄队伍千人前来抢夺国旗。300名英格兰兵和三四百名意大利兵包围了孤军营，400名白俄持械冲进了孤军营的二道门。战士们赤手空拳与之搏斗，护旗战士当场有刘尚才一人牺牲，受伤上百人，重伤41人。最终让白俄兵砍倒了旗杆，抢去国旗。白俄兵坚称孤军营内藏有武器，在孤军营内肆意搜查，结果只找到了几顶钢盔，几个防毒面具，还有4把经租界编号登记过的菜刀。白俄兵拿走两把，当做私藏武器的证据。
但次日孤军营再次举行了升旗典礼，谢晋元号召全体官兵用精神意志升旗：“头顶青天白日，脚踩烈士鲜血，足以代表我们的国旗。”
当晚十时，白俄兵又出动二三百人包围孤军营，将谢晋元以下16名官佐强行押解至中央银行大楼俄国队第二司令部。
次日，在淞沪会战一周年的日子，谢晋元下令全体官兵绝食抗议。绝食事件经过媒体广为传播，引起极大震动。上海各界团体云集响应，罢市三天。租界当局手足无措，烧了很多饭菜送到壮士面前，但官兵们对此不屑一顾。
事件也惊动了蒋介石，他命令外交部向有关国家交涉。
炎热的气候下，士兵们官兵们不断有人昏迷、虚脱，生命垂危。工部局担心局面不可收拾，派救护车抢救，将国旗送还。
第四天，谢晋元命令战士们恢复进食。
为提高士兵文化素质素质，戒除精神散漫，谢晋元与上海工作委员会吴绍澍沟通，又得工部局中的中方代表何德奎同意，于1939年12月正式开办孤军学校。
谢晋元自任校长，教员是复旦、交大、大夏、同济、东吴等大学的学生。老师要求很严，战士对老师也非常尊重，遇见老师必行军礼。
战士们按文化程度分班学习，课本使用公开的学校教材。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课。也开过英文课，但战士们感觉非常困难，也认为学了也没用，后来半途而废了。但谢晋元自己一直坚持学习英文，为了同洋人打交道更方便。
战士们文化知识增进不少，不少人达到了高小、初中水平，少数达到了高中水平。军营中还办有《孤军月刊》，选战士们的优秀作文刊登在上。
谢晋元立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发展实业的内容，又想到300多名孤军要长期困在此间，之后的生计需要从长计较。他决定组织孤军开展手工生产。
荣德生以优惠价格供应孤军营棉纱，卫聚贤借来六七台织袜机，孤军营逐渐开始生产袜子。熟练后扩大规模，购买了40台袜机，一人一机生产长筒袜，一人一天可生产12双袜子。
后来，后来又生产孤军牌毛巾，肥皂。孤军营肥皂的商标是两支带刺刀的步枪交叉在一顶钢盔下面。
孤军营的手工产品质量好，售价低，所以很受欢迎。
此后谢晋元还组织藤器编织，木工生产。还开展汽车驾驶培训，有八十几人学成，谢晋元帮助一些学员奔赴后方，重上抗日前线。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谢晋元依然在为抗日出力。
1940年全国开展现金购机运动，谢晋元发动官兵连续4个月每人每月节约一元，捐了2000多元，帮助政府购买飞机。重庆最高当局特加表彰，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以个人名义拨款1万元奖励孤军全体将士。
谢晋元还给滞留在法租界的友军捐生活费，帮助生活无着的难民，补偿来孤军营时被白俄兵打伤的市民，资助上海各学校生活困难的学生。
谢晋元刚撤军后住院时，有护士送他圣经，还叫一名传教士天天讲教理，但谢晋元并不信教，对新约、旧约只作历史、文化的看待。他说：“余对于凡是需发生信仰的事，非经过余了解其中道理，则无法使本人盲从。”
但谢晋元对宗教是宽容的，他相信宗教都有劝人行善的良好一面，准许在孤军营内就建小教堂。
然而，宗教的消极影响去暗中滋生。一些战士从解脱和得救的角度去理解教义，经谢晋元劝解教育也没用。得过且过，消极度日的情绪为今后的事端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谢晋元在一封信件中说，自己从1937年10月31日晨至1938年5月，患有严重失眠症，服用多种药物也不见效，中西医都束手无策。
这不仅是由于身陷囹圄，抗战不能。还在于日常事务令他呕心沥血，几乎耗尽气力。
非战争状态中，士兵显然比战时更不好带，更何况是在这前途无望、敌伪环伺的孤军营中。
消极情绪总会从少数战士身上滋长、蔓延。抱怨伙食，出勤懈怠，顶撞长官，酗酒斗殴，欠钱不还，屡禁不绝。
在1939年5月21日的日记中，谢晋元有梦见全营暴动的记载。当时正是上官志标等人与谢晋元矛盾异常尖锐之时。谢晋元在日记中称上官志标“卑鄙龌龊，无救药矣”。日记中上官志标的姓名以“×××”替代，不知是当时如此记载还是事后为之忌讳。
谢晋元驭下极严，官兵偶有违纪则严加指责，有时还进行体罚，友人曾劝他说：“现在处境不好，对官兵不能太严。”谢晋元回答说：“目前我们是在帝国主义魔掌之下生活，如果对部队不严，不培养他们的爱国思想，他们中间可能会有人丧失爱国立场。”
谢晋元主动将这巨大的担子压在了自己身上，他说：“余在此为最高长官，好也是余一人，坏也是余一人，余为代表中华民国革命军人人格之一人。”
大部分由湖北保安五团通城大队一中队组成的一连，包括6名班长在内的十几名战士私底下商量发起暴动，逃离孤军营。谢晋元得知后，斥责并教育，但表示理解，不做处罚。
但三连还是发生了陈姓副班长带两名士兵将木板搭在通电的铁丝网上翻跳出去的事情。他们逃出去后，通过地下渠道辗转到了重庆，几年后，这名陈姓副班长升到团长，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
其实谢晋元也想让士兵们陆续逃出，返回内地作战杀敌，但每次向上级报告总得不到批准。谢晋元信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好继续忍辱负重。
出现6名班长策划暴动的一连连长就是上官志标，他支持士兵潜逃出营返回战场的计划，因此与谢晋元矛盾日益尖锐。上官志标开始消极抵抗，处处作对。
1940年3月15日，一共有94人的一连，出操人数只有33人。除一名充数带队的副班长外，其余17名正副班长及所有连排长无一人出勤。上官志标等人还试图以经济问题抹黑谢晋元。
其实谢晋元与上官志标已有6年的老交情。1934年谢晋元在78师465团任少校团副时，上官志标被调到该团，谢晋元让他从排长做起，一直做到连长，少校团副。
谢晋元强忍怒火，为团结起见，并没有对此进行调查，但是上官志标却愈发极端，聚气一伙小集团，共同违抗长官军令。
谢晋元在怒不可遏中，将上官志标交给万国商团司令马飞，发配到营外看管。事后，谢晋元检查上官志标房间，发现在床板下藏着一把斧头，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做何用处。
谢晋元查看了上官志标的日记，发现上面有想与自己拼命的想法。谢晋元又发了一道命令，撤除上官志标连长职务，由其本人自兼。
上官志标被处置后，手下士兵认为是排长江顺治告密。江顺治本人也是火上浇油，威胁战士们说，团长有你们不守纪律的名单，结果换得一顿暴打。3班班长余长寿非要谢晋元交出名单，气得谢晋元打了他两个巴掌，方才不语。
但另一方面，谢晋元依然关心上官志标的生活起居，要求马飞在饮食上给予照顾，费用由自己支付。听说上官指标要求看书，谢晋元将自己书架上的孙子兵法等6本书托马飞转交。后来，上官志标写信给谢晋元，流露悔过之意，送回来的6本书也显示出阅读痕迹，谢晋元心中略感宽慰。
处分上官志标上三周之后，谢晋元给上官志标写了一封6000余字的谆谆长信，并将他召回营中，官复原职。上官志标受到感动，悔过自新，从此又能密切配合谢晋元完成日常工作。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黄金荣婉拒日军请他出面维持的要求，张啸林投敌后被爱国志士击杀，杜月笙退避香港。早在孤军营刚开放时，他曾帮谢晋元和孤军营转寄信件。
杜月笙是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与军统戴笠是把兄弟。蒋介石还任命杜月笙任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作为重庆方面在上海沦陷区地下组织的党政领导。
谢晋元写给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何应钦，陈晨，戴笠等人的信件，大多是通过香港转寄，电报则由统一委员会的电台转发重庆。拨给孤军营的经费，除由租界工部局，也有通过地方协会或统一委员会转交的。
孤军营许多事务，如坚持精神升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实际上也是与统一委员会共同商量和策划的结果。
1937年10月27日，蒋介石日记：“我军留守闸北之谢晋元团，孤军深入，与敌军野蛮残忍，受世人之唾弃，两相比较，不啻天壤之别。”
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亲临淞沪前线视察部队，以八百壮士的事迹鼓励部下奋勇杀敌。
1937年10月30日，蒋介石日记：“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团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的牺牲矣。此战虽退，犹有荣焉。”
孤军退入租界后，蒋下发嘉奖令，孤军全体官兵一律晋升一级，犒赏三千元，颁发荣誉勋章，并优恤殉难负伤者。这是抗战中最高当局首次嘉奖一个团建制的军事集体。
1939年5月3日，谢晋元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能与租界公布局强硬交涉，释放孤军。谢晋元仍对政府抱有强烈希望，还因而生梦。梦见自己身背双翼，却用尽力气也飞不起来。忽然腾空入云，翱翔天地，纵览万物，心旷神怡。6月19日，蒋介石复电谢晋元：“尚望忍受一切艰苦，以维国家荣誉。”谢晋元的希望落空了。
1937年末，负伤治疗的杨瑞符营长按照谢晋元的嘱咐，悄然离沪，为了不引起注意，他没有进孤军营与战友告别。
在重庆接受治疗一阵，便带着妻儿以及在抗战中负伤致残的内弟共4人，于1935年下旬前往四川省合川县，住在县城涪江往南三里的铜梁洞新庙。一家人平静度日，杨营长的伤势也大有好转。
谁知这年冬天，合川县电报局为躲避日机轰炸，由县城迁到新庙，强行将杨营长一家逐出，杨营长气愤难忍，肺部旧病复发，得年37岁。县城民众数百人迎送杨营长的遗体，依其遗嘱，将他埋葬于铜梁山原住房左侧石壁下方。人们为其捐建了一座三丈多高的纪念塔及纪念亭，塔上刻有孤军抗日事迹的铭文，墓前石碑刻有“抗日将军杨瑞符之墓”几个大字。
1938年初，日军对租界的压迫还不剧烈，谢晋元就帮助杨惠敏，赶快离沪，到大后方去。时值武汉保卫战，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看到了谢晋元的介绍，安排杨惠敏到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手下组织抗日救亡宣传。
1939年7月，杨惠敏应邀出席在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她在会上报告了谢晋元与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事迹，引起极大反响，媒体盛赞杨惠敏是“圣女贞德第二”。
在杨惠敏赴美之前，美国各大电台就已多次播放《歌八百壮士》，《义勇军进行曲》，反映日本“813”滥炸的纪录片，还组织起电影明星用中文合唱《歌八百壮士》。
大会结束后，她在美国与欧洲轮回演说数百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民调支持率，也从1937年的43%升至1939年的74%。
1941年12月7日，美国再一次在电台中播放《歌八百壮士》，好莱坞明星伊丽莎白·泰勒，弗兰克·辛纳屈，鲍勃·霍普，秀兰·邓波尔，以及后来当上总统的华纳公司演员罗纳德·里根等明星，用英文拼音唱起了“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的民族英雄谢团长……”。这首歌在美国，英国，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美洲各国广泛传播，一时成为同盟国家的战斗号角。
许多流落海外的华裔已历经多代，不通中文，但听到用中国话唱的“中国不会亡”时，仍然热泪盈眶，纷纷捐款或参军支援中国抗战。
1941年杨惠敏回国之后，被安排到广东东江一带配合游击队抗日。日军占领香港后，他积极帮助滞留香港的人员转往内地，在帮助电影皇后胡蝶、潘有生夫妇转运30多箱财物时，被横行于东江一带的大盗王虎劫走。企图霸占胡蝶的戴笠，硬将罪名栽到杨惠敏身上，将其拘捕刑讯。三年后戴笠飞机失事，杨惠敏才得到释放。
1947年杨惠敏去台，育有两子。
1977年10月28日是她进入四行仓库 40周年，杨惠敏在参加纪念活动时不幸被车辆撞伤，瘫痪在床。1980年2月因脑中风入中华开放医院，从此成为植物人。
1992年3月9日，杨惠敏病逝于台北荣民医院，享年82岁。杨惠敏的追悼仪式在台北市第一殡仪馆隆重举行，蒋纬国，宋楚瑜，吴伯雄等人均出席悼念。
包围租界的日军和极司菲尔路76号的汪伪特工总部一直密切监视着孤军营的活动，宪兵、特务镇日徘徊在胶州路大门口及营房铁丝网外，企图暗杀。
1939年8月14日，日本要求租界工部局，由日方掌控临时法院。日方的目标直指孤军营，这个上海租界内唯一天天宣传抗日思想的动员中心。
8月18日，工部局的英国籍警长率队巡逻时，遭到预先埋伏的伪警察开枪射击。
21日至22日，坊间传言日军将调来1万名陆军，占领租界。
在此期间，谢晋元已留下遗书，并于“九一八”这天寄出。在信中，他两次强调对子女的教育。并表示自己：“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
9月18日，孤军营举行“九一八”东北沦陷8周年纪念仪式，白俄兵的压迫再次酿成血案。上官志标、雷雄等人坚持派人保护团长，由孤军篮球队甲组球员轮流睡在团长室外间，每晚有五六人。
日方强行将两名日本人安排进工部局，任副总董、副总办，他们实际操纵工部局，命令白俄兵充当压迫孤军的打手。
1940年9月14日，孤军营营内举行升旗典礼，白俄兵用高压水枪、催泪性毒气手榴弹与上刺刀的步枪冲入营内，冲击护旗的孤军官兵，致使25人负伤。
9月18日国耻纪念日，孤军营仍然举行升旗，营门外有租界民众数百人加入，民众与营内孤军互相喊话招手，白俄兵竟瞄准营内，开枪致何玉湘头部中弹当场死亡，高广云腿部负伤。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伏击新四军，7000余名官兵被俘被杀，军长叶挺被俘。
谢晋元认为，新四军之所以遭祸，是因为其大军留在苏北。他又说：“抗战为建国不易之国策，余意凡有减损抗战实力者，必宜避免之。”
谢晋元大胆拍了一份电报向蒋介石建议，但结果如何，他未在日记中提及，看来是被否定了。
据他的勤务兵万连卿回忆，有一位共产党的代表问谢团长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看法，谢晋元回答：“不论什么党派，只要抗日就是好的，我们就赞成。”
1940年4月12日，谢晋元母亲去世，谢晋元闻讯悲痛欲绝，次日无法出勤，营内事务由上官志标代为主持。
5月17日，广东家乡举行数百人隆重追悼会，国民政府致电悼念，蒋介石电汇500元，并书挽联致哀。
4月21日，谢晋元在报上刊登《母逝感言》长文，其中写道：
“随军北伐以来，仅民十七年秋因伤假归省两旬，及民二十五年春，送眷回里两次而已。不料自此与吾母一别，即成永诀矣！”
“晋元从此以不孝之身，待罪行间，益当奋勉惕励，矢忠以报国。”
彼时上海为一股恐怖气氛笼罩，汪伪76号与戴笠军统之间你来我往，暗杀不绝。
汪伪政权对谢晋元先是笼络收买，不成之后，就动了杀心。
谢晋元将汉奸对自己的收买活动引以为辱，日记中一字不提。据八百壮士中的幸存者李锦棠、余长寿、章渭源等许多人回忆，汪伪上海市市长陈工博曾派来一名伪和平军的上尉，此人身穿伪军军服，腰挂东洋指挥刀，当着谢晋元的面吹嘘不已，尔后将和平军司令的委任状呈上。谢晋元也不看，也不多讲，立即叫他滚出去。
两天之后，陈公博亲自到孤军营劝降，当时谢晋元正与篮球队训练，他看见了陈公博，只作没看见，继续同队员打球。陈公博干等了半个小时，他才有机会自我介绍。说了一通卖国理论之后，表示想请谢团长去担任和平军的集团军司令，并送上委任状一张，银钱百万（也有说是200万元），许诺营内所有官兵可提级使用。
谢晋元将许多批驳的话忍在心里，只冷冷的说：“我的父母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绝不当汉奸、卖国贼，绝不做出卖祖宗的事，你走吧。”
陈公博的两次诱降，谢晋元从来不事声张，但是在场的十几个球员将此事讲给了大家听。几十年后，老战士们回忆起来，仍竖着大拇指说：“团长的为人真是没得讲的。”
孤军营一向对外开放，只要是爱国青年就能来营交流，但开放的机制免不了混进别有用心，甚至心怀险恶之人。
一次，有一名自称黄埔军校8期生的汪家驹找谢晋元聊天，但是却在抗日的认知上令人生疑。1941年初，谢晋元午睡起床后，又见一名前租界华捕、现汪伪汉奸携一男一女在营内与唐棣等人喝酒。谢晋元怒不可遏，当晚痛斥唐棣、刘占魁两名官佐，又在大礼堂集合队伍，鞭击朱从礼、刘保亭、石洪谟三人，唐棣、刘占魁当月薪给降一级发放。
汪伪特务在营外烟杂店阁楼窗口，日夜有人用望远镜窥视，谢晋元也增派了巡逻岗哨，时时注意敌人动向。
1941年1月12日，租界每天派来收运垃圾和清粪的一名工人突然被调换，谢晋元立刻派人调查。
有一名叫李宏生的教师与谢晋元关系很近，谢晋元的信件与稿件经常请他转交。76号得知了他与孤军营的密切关系，在1940年12月17日将之逮捕。谢晋元得知后，由自己出了200元担保费，找人将他营救出来。李宏生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内地。
利诱不成，汪伪便派遣特务混入营中，打探消息，收买士兵。据说76号给叛徒的赏金出到1万元之多。
1941年4月24日，星期四，三日淫雨方歇，天空犹是一片阴霾。营中恢复晨练，四时半起床，五点前往操场出操，各连列队报数以后，沿着大操场自北向南跑去。谢晋元一个人站在大操场门口，检查迟到情况。5时50分，二连下士郝鼎诚、四连下士张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张国顺四人，从大礼堂方向走来。
谢晋元问他们为何迟到，郝鼎诚忽然拿出匕首，朝将军头、胸猛戳，其余三人也赤手上前凶殴。谢晋元左太阳穴及咽喉等多处被刺，当场倒地。
蒙蒙亮的天气中，战士们只看到团长和几个人拥挤在一起，不知发生了什么。上官志标当先率领大家奔过去，见团长被刺倒地，立即逮捕凶手，结果左肩、左额、腰部等六处受伤，当场昏迷。
晨6时5分，谢将军含恨而终。
上官志标被送往仁济医院，虽然失血甚多，但未命中要害，生命无虞。
4月25日上午11时，在大礼堂举行哀悼仪式，三千民众亦来相送。仪式由雷雄主持，全体将士与来宾左臂悬挂黑纱肃立，谢将军遗体身着军服，奕奕如生。平素对将军深为敬爱的几个女学生将绣有团长签名的手帕（手帕由谢晋元签名后刺绣）置于棺内，失声痛哭。全体静默三分钟，行三鞠躬礼，奏哀乐，列队绕棺瞻仰遗容。
据不完全统计，数日来营吊唁的民众，在30万人之上。
当局拨款万元治丧，蒋介石拨款5万元抚恤家眷，所遗子女由国家抚养，通电三军以示哀悼，并追赠谢团长为陆军少将。国府要员林森、蒋介石以下，吊挽不绝。
张文清是河南人，尤耀亮、张国顺是湖北人，三人均系湖北保安5团补充到88师，据说三人都是官兵们非常讨厌的人物，平日均受过谢晋元批评。
张文清跑步，未跑即落伍，被谢晋元抽过鞭子；张国顺私入伙房，偷吃锅巴，又打人，被谢晋元抽过鞭子，罚过跪；尤耀亮不守纪律，谢晋元找他谈话一小时。
为首的凶手郝鼎诚背景最为复杂。根据幸存的孤军战士回忆，郝鼎诚是二连的。北平人（又说是河北人），二十多岁，早年在宝鸡、西安间修公路混饭吃，后来当兵，原是从49师调来的。有中学文化，团长喜欢他，平日从未受过处罚。一说郝鼎诚曾在营中宣传无政府主义，影响恶劣，被谢晋元关过一次禁闭。孤军营内不准藏有器械，连切菜刀都经编号登记，但凶手郝鼎诚手持的匕首长尺许，且经过电镀，闪闪发光。据说是外面的剧团运道具时带进来的，因此没有引起人注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一天到晚穿件棉大衣，常在团长室门前溜达，或在团长饭后散步的小树林丛中，坐在条椅上看书。有人问他大热天穿棉大衣热不热，他说自己在打摆子（害疟疾）。
凶手在24日被捕时，曾对孤军声称：“余等现时虽被你们所捕，但不久以后君等当可见余等释放。”
当时的法院由汪伪政权掌握，四名凶手被判死刑之后，孤军官兵迟迟都没有听到执行的消息。1942年在南京时，几个孤军士兵听到广播说凶手被执行了死刑。但真凶是否已经伏法，实未可知。
凶手是否有更复杂的背景，下落如何，真相如何，其实并没有定论。
谢晋元死后，人心涣散，一些孤军战士自己想办法逃走了。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罗斯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
同日，日军经苏州河开进，占领租界，孤军营被日军封锁。
12月28日，数百日军进入孤军营，几个日军高级军官在一个大佐带领下，先到谢晋元墓前鞠躬行礼，然后叫雷雄、上官志标、邓英几位军官举行会议，将孤军押往月浦机场集中营地。
日汪要求大家填表当和平军，孤军上下没有一个人签字。40天后，汪伪同雷雄等人摊牌，要么升官发财，要么当劳工苦役，雷雄说宁当苦役，不当汉奸。
1942年2月9日，敌军将孤军送到龙华，继续严密看管。日军迫使孤军从早到晚在铁路线两侧挖壕沟。中午只能吃一个饭团，喝点河里的水。
1942年4月13日，孤军被转押到珠江路老虎桥陆军第一监狱。这里关押着游击队，抗日人士，以及一些地痞流氓和无辜百姓，甚至厌战或违纪的日伪军人。孤军到监狱后，仍着军装，军帽也保存着，除了没有枪，一切同军队一样。日本人干涉，大家遵从谢晋元的教导，众口一词地回应：“你们没有在战场上打败过我们，我们不是你们的俘虏。”
雷雄带领大家打扫监区卫生，按照原来的作息时间，起床洗漱后就体操锻炼。日军见雷雄管理得当，便提出要求由他来管理监区卫生。雷雄答应，前提是优待囚犯，其中一条是不准再将30多名女囚拉出去强奸，日本人答应了。30多名女囚跪到雷雄等军官面前。雷雄只是淡淡的说：“凡是中国人，都会这样做的。”
日军害怕壮士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但需要他们的劳力，便抽调他们去各处做苦工。
有一次出去种菜挑粪，有个鬼子兵用刺刀不断挑衅，湖北保安五团来的邓贵清气愤难忍，操着扁担将鬼子打成骨折，日军事后将邓贵清几人调到鼓楼做工，在一座桥上，用枪拖把他们打死。
日军还拿士兵们做细菌实验。稍有得罪就将士兵刺杀，也是常有之事。
1942年夏天，孤军被拆散，分到各处做劳役。
许多士兵开始由官佐带着，小规模地逃跑，一些加入了新四军游击队，一些回到了后方的部队。
比如1942年秋天，上士班长庞继凯带领，万连卿等8人逃出，受到新四军游击队接待，每人发了路条和300块钱，回到重庆后方，重返72军88师，参加了反攻印缅的战斗。
又比如雷雄带着29人逃到桃花乡新四军驻地，拿出证明身份的新团长纪念章，受到了热情招待，一部分参加了游击队。雷雄带着十几人继续跋涉，新四军给每人发了500元钱，一套衣服，和路条。他们转转回到了武汉李宗仁第五战区，少数人去了重庆。1944年，雷雄因患严重胃病，在湖北老河口逝世。
那些没有逃掉的孤军的履历，则更为曲折、凄惨。
有一批50名孤军，1942年被押到新几内亚做苦工，医官汤聘辛也在这波人当中，很多人因感染疟疾得不到治疗而死去。大家团结起来，开荒种山芋饱腹，汤聘辛组织人一起采草药，消炎药就是晒的海盐。
1945年8月16日，孤军发现日军忽然都朝向北方，长跪不起，原来是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中国的抗战胜利了。
但唐棣等官佐仍保持冷静头脑，知道日军有可能玉石俱焚。直到盟军大举登陆，日军投降，孤军战士才得到自由。孤军通过与国际救援组织的船只协商，做劳力装卸货物，得以乘船回国。
1941年，谢晋元的遗孀凌维诚长途跋涉来到重庆，受到蒋介石夫妇接待。抗战胜利后，凌维诚卖掉田地，带着4个子女来到上海，备尝艰辛。路上民众只要听说是谢团长的遗孤，便热心相助。
凌维诚到上海后，在报上登了一个消息，第2天八百壮士在沪的三四个人就将他们接了过去。
为了子女求学和孤军生活，凌维诚又去南京求见委员长，但只见到宋美龄，宋答应将情况转告，但后来一直没有回音。
解放以后，孤军在上海的还有六七十人，凌维诚给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信求助，陈毅答应将谢晋元墓地周围的空地准予出借收租，供子女就学及孤军数十人生活，国民政府时吴淞路的住房仍拨归居住使用。
两年后，孤军大部遣散，凌维诚归还大部分土地，只留1栋3层小楼使用，3楼给孤军士兵居住，2楼自住，1楼租给商家。
“文革”之时，造反派以“国民党反动军官”为由斗争谢家。一日，三个红卫兵批评谢家出租1楼，是剥削行为，应该批斗。谢母灵机一动，拿出当年陈毅的批文，证明小楼是国家照顾英烈所用，红卫兵才无话可说。
谢晋元墓在文革中也遭到破坏。1983年由市政府与谢家商议，将墓地迁至万国公墓。
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通过上海教育学院组织编写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八年级第二学期历史教科书中，有“八一三”淞沪抗战一节，其中讲述了谢晋元八百壮士的事迹。
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
毛泽东
——《论新阶段》，中共六中全会上的报告，1938年10月12日。
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团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胡锦涛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3日。
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在14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英烈和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及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论是直接参战还是后方支援，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在座很多人都是抗战的亲历者、见证者，经历了战火洗礼，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人类和平事业。
习近平
——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2015年9月2日。
资料：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 。公众号：段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