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10-30

未完成的生活史:《未完成的生活史》与三大困境

2012年9月15日，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豆瓣组织了纪录片《未完成的生活史》免费观影。在离开兰州千里之外，又是涉及甘肃题材，便欣然前往。

生存困境
纪录片的拍摄是期间是2005年7月到2008年10月，镜头对准的是甘肃古浪黄羊川的一个乡间教师群体。这个群体以古浪县黄羊川职业中学为核心，以普通教师刘东尧为切入点，反映了一群普通教师们的生态。
古浪县隶属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2011年财政收入仅1.4亿元。河西走廊地广人稀，戈壁滩绵延千里，每年春天从敦煌飞起的沙尘一路向东，吹入兰州。除了张掖市有湿地为肺，气候和水源条件较好，偶尔会让沙尘拐弯外，其余地区难以幸免。纪录片中的镜头多次重复这样的镜头——小小的龙卷风吹着沙尘在学校的操场上盘旋，学生们奔跑避让；躲在教室里的拍摄者和老师们透过玻璃看窗外风沙卷起尘土和白色垃圾；大风卷落挂在学校栅栏上的标语横幅；甚至有一回大风将学校为应付上级检查制作的宣传牌的顶子不断掀起直至吹倒，吹掉的不锈钢部件被教师们拖进教学楼，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基本上是未考上高中和中专的初中毕业生。这些学生因为成绩不太好，无法进入高中进而考取大学，也无法进入中专就读。按照1994年以年的毕业分配格局，大学生和中专生可以进机关单位，有干部身份，而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进工厂，身份为工人。随着大学不断扩招，以及国家分配政策的调整，大学生和中专生自主择业，不再分配工作，与职校生职业、身份的界限渐渐模糊，但职校生并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前程更加光明。
正是面对这么一个教学的群体，美术专业出身的刘东尧进入学校后，曾经跑到兰州学裁剪，以便教授服装缝纫；他的妻子与他一同学过裁缝，入校当民办教师，终因工资低、无法转正而在黄羊镇上做起了窗帘生意。刘后来又陆续教过音乐、体育，学校安排他教什么他就学什么再教什么，一把手风琴，几个篮球，就是教具。理想在这样琐细的无奈的生活中消于无形。他最怀念的是开了服装缝纫班后，没有学生，自己整天在学校外面游荡，打着台球混工资的快乐时光。
座落在古浪县南部山区的这个学校几经分合变迁。当过小学，中学，1995年成为完全职业技术学校。那正是刘东尧到学校工作前后。十几亩地的学校自成体系，门前有摆卖的妇女，一天大约挣个二十来块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除了喝酒。无事喝酒成为日常生态。是以很多影评者认为，纪录片表现的是一群低层知识分子的自我麻醉。喝酒，在这里，其实有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他们在划拳争胜中娱乐，通过拳好量大找到胜利的快感。他们推崇酒品如人品，通过喝酒鉴定一个人品格如何，是否跟自己一路。他们在喝酒中形成圈子，这样的社交圈也反映出自己与其他人的生活连接——大多数时候，圈子里只有他们自己，偶尔会有县城工作的同事，某某在银行当行长的亲戚。在这样的圈子里日复一日，他们不再看外面的世界。直到有一天身边同事的弟弟在云南的机场里将车开进停机坪接人，才又感到奋斗的意义，并抚摸着孩子的头将这意义寄在他们身上。身边的人也有因为喝酒而死去的，记录片中就出现了三个。他们并不关注喝酒对健康的影响，而是津津有味地挖掘他们死前的故事。
他们住学校提供的免费宿舍，当学校建起新的教学楼后他们搬进曾经的教室，并按自己的爱好进行改造，一家几口住在一间大教室里。刘东尧还占了一间已经成为危房的调走同事的宿舍，在那间房里，他与妻子一道架起巨大的笼屉蒸馒头。他们在农忙时也回老家务农，帮家里干些农活，如搓玉米。刘妻的家里，几个弟兄，有的早已死去，有的脑子有些问题，有的仍在贫瘠的土地里耕作。在这样的对比中，有正式工作或在镇上开铺子的他们才略有优越感。
他们也有现实的梦，那就是工作调入县城。在他们眼里，县城工作的人活得挺滋润，挺让人羡慕。当省上的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他们躲在传达室数进来了多少车，哪辆车最高档，里面坐了什么级别的领导。躲在办公室里演练面对领导怎么说又自我嘲笑。可镜头随之对准了与他们曾一起工作、后调入县城的县办公室副主任及其他同事，他们的生活充满压力与无奈，在一起又常常怀想以前在黄羊川的快乐时光。他们聚在一起谈论进县城的实现路径，需要找什么关系，要花多少钱，谁谁谁花了多少钱就进了县城哪个单位等等。有时觉得很遥远，似乎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有时又很近，这样的事就降临到自己身上。当刘东尧真正如愿调到县城，花了8万多买了一套二手房（2008年在北京可能仅能买到几个平米），躺在没有家具的空荡荡的房子里，面对新的无法把握的同事关系时，他同样怀念起了自己在黄羊川的时光。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老婆孩子仍在黄羊川，这就是自己要的生活吗？
这不仅是西部低层教师的生存困境。纪录片只是打开了观察西部最低层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周围生活的一扇窗户。这样的生存困境已经危及到他们的理想、信仰及对整体社会的观念。片中一名教师非常引以自豪自己没有加入共产党就是一个鲜明的注脚。

拍摄困境
《未完成的生活史》导演丛峰在当天的观影结束后与观众进行了互动。现场的一些观众显得很了解丛峰，提问中还谈到了《马大夫的诊所》。这两部纪录片与《信仰》一起，构成丛峰《甘肃的意大利》三部曲。
我是第一次感受丛峰的纪录片，《未完成的生活史》用了270分钟时长，来展现古浪黄羊川这所学校里的人物日常活动。从当天下午五点开始，到影片放映结束，中间仅仅休息了五分钟。只有少数观众中途离场，很多人没吃晚饭坚持到了最后。这部片子的“生活史”分为过去和现在两个部分，“未完成”即是强调生活还在继续，拍摄也将可能继续。
丛峰借助自己曾在黄羊川支过教、有很多熟人的优势，扛起摄影机，在2005、2008年两次扎进黄羊川，平行拍摄了这个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乡镇、学校的无数日常生活场景，将数百小时的素材剪成不同的纪录片。
对于大量的素材来说，最终剪入片子的也不过270分钟。丛峰说，他曾做过一个较短的片子，但自己认为还是这部长片更能体现自己的拍摄意图。但对于一部电影和它的观众来说，270分钟确实很长。在这270分钟里，喝酒的场景一再重复出现。跟学校同事喝，跟以前的同事喝，同事来了朋友喝，下班无聊时喝，乔迁新居喝，庆祝提职喝，有了重要消息大家聚在一起边议论边喝…… 这凸现出一个拍摄的困境，除了拍喝酒，还有多少可拍的场景？
酒场不断重复的拍摄困境从反面也成就了纪录片。一则，是因为喝酒本就是他们的日常娱乐以至日常生态，二则只有在酒场上，这些人物才个性鲜明，性情流露。他们在镜头前跑调地大声唱歌，没有节奏地跳舞，肆意谈笑社会阴暗面，满口脏话地论己及人……而一组晚上无酒场时刘东尧包着被子大睡的镜头，也提示出没有酒精的刺激，他原本是个沉默寡言人。即便是在工作场合谈到酒，他们马上变得神采飞扬。当然也有醉酒，第二天实在打不起精神上课的教师。
对于是否被拍摄，这里的很多人毫不在乎。因为拍与不拍，改变不了他们的任何事情。片中还用几组酒场中人打断他拍摄的镜头，比如刘东尧以前的一名学生、后面的同事曾对镜头说：“把机子放下，我们划两拳！”所以在纪录片的拍摄人员名单中，出现了刘东尧的妻子、同事等若干人，导演自己有时也进入了镜头。
唯一对拍摄表现出敌对的，是刘东尧进了县城中学后的校领导。片中纪录了一个夜晚，与拍摄者一起从学校走出来的路上，刘东尧转述校长对拍摄的反感，说你们那个大胡子的什么人，整天扛个摄像机拍什么拍？告诉他再不要拍了！
但拍了和不拍，还是有很多不同。当我问到丛峰：你的朋友看到过这部片子吗？他们知道你制作的片子内容后会作何感想？你考虑过这部片子如果传回甘肃，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吗？丛峰答道：朋友们知道自己在拍，他们自己也参与了拍摄活动，但他只告诉自己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到北京来，就让他们看片子。正是考虑到片中的影响，所以纪录片仅在圈内放，不上网络。看得出，他在小心地维护这些朴实的朋友。

表达困境
台湾学者杨照在《故事照亮未来》一书中曾这样评价纪录片：“看纪录片发展史，我们会看到同样叫‘纪录片’的东西，在不同社会呈现不同面貌。极权独裁国家，纪录片很兴盛，国家愿意出大钱拍纪录片。片子里记录的，是雄伟浩大的仪式、光鲜亮丽的成就、令人崇拜的英雄功业。然而，在民主国家，这种纪录片却难有出路，民主社会里一讲到纪录片，大家想到该被记录、值得被记录的，几乎都是‘舞台下’，甚至是‘台面下’的事情。”
看惯了叙事恢弘、解说清晰的纪录片，猛然接触这样镜头散乱、无任何解说和提示的纪录片，着实不很适应。看着周围坚持四个多小时看完片子的年轻观众，我心里在想，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是片中对西部贫困状况的反映吗？”我问一位观影者。他说，不是，因为他对西部的贫困有心理准备。
“是对摄影的看好？”丛峰说，当今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拿起手中的摄像机，纪录生活；剪辑影片也不需要用专业的非线，有些软件就很好用。一位观众回应说，他就拿摄像机拍自己的家人拍了若干小时的素材。
当片中用特写拍到教师们喝的啤酒瓶上“中国名牌”标签时，全场一阵轻笑。他们可能觉得这是小地方酒厂的自吹自擂。可能是为了避免植入式广告的嫌疑，导演切掉了酒的品牌。其实在甘肃这块大地上，很多酒的品牌至少全国知名。随着人物从黄羊川到古浪县城，他们桌上的酒出现过啤酒、红酒和白酒。熟悉武威乃至甘肃的人，一看片子，就知道那是些什么酒，如黄河啤酒、西凉啤酒、莫高干红、威龙干红、皇台等等，不乏中国的上市公司。在这些欲望和繁华尚未兴盛的地方，商品却从未放弃他们的市场。
《甘肃的意大利》是丛峰为这三部纪录片取的总名。这个诗意而荒诞的名称引起过不少人的兴趣和追问。丛峰总是拿黄羊川这穷乡僻壤里台湾人所建的一座五星级豪华大宾馆来搪塞。当我这个甘肃人再次追问时，他用甘肃方言给了我最准确的回答，也让我一下子领会到他最初的本意。
甘肃的意大利，并不是时尚、奢华和现代的代名词，它只是来自于甘肃的方言：“一搭里”，意谓“一起的”。“甘肃的意大利”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那些在甘肃曾和我一起的人们。这个解读，直通拍摄的意图、人物、题材以及影片的意义。而用“意大利”这个谐音，是丛峰精心构筑的一个外壳，上面织满了落后对现代的矛盾与反讽以及对这片落后地区快速现代化的诗意憧憬。
丛峰将自己在甘肃西部最深切的内心感受化为纪录片呈现给世界，用它们来映射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里，那些近乎被主流社会疏离甚至远远抛在后面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农民、教师们的生存困境、理想困境，却又不能像《华氏911》那样鲜明的表达立场和态度，所以，他选择了纪录，并不着一言。
杨照在谈到台湾纪录片《他们在岛屿上写作》时，还曾说过，“纪录本身是就是一种诠释。尤其是面对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面对众多即将消失的记忆。”透过西部一群低层普通民众的生活，来铺织这个时代不曾被普遍关注的记忆，也许这就是丛峰的愿望。而记录那些平常被掩盖，甚至不愿、不准被看到的真实，这类纪录片在中国不断出现，也说明了民主的进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