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刺杀小说家》结尾，有点泪目，但泪点估计比多数人来得早一些，没等到关宁声泪俱下呼唤小橘子，在他拿起电脑敲击键盘的时候，被生活磨平的心就不及防地软了一下。一个普通人能拿起笔，是因为心中有了剑，心中有了剑，就不怕手里没有蓝色的加特林。予弱者以“勇”，就是文学艺术的功德。

这个“勇”并非万能，在现实世界里，它是望梅止渴的梅，无法即刻兑现，甚至可能是永远无法兑现的。关宁以小学生水平，完成一篇网络爽文，粗暴地在异想世界“相信并实现”，但回到现实生活，他还是那个绝望的父亲。电影里讲得很清楚，小橘子被草率的闷死在了麻袋里，已无生还可能。至于影片里铺的童谣那条线索，以及结局雷佳音撕心裂肺的呼喊，勉强叫做“奇迹”或“希望”吧。

我相信这个模棱两可的结局，是包括导演在内的主创反复抉择的结果，既不放下一抹对关宁的温柔，对观众的慰藉，又留住了一份对创作冷峻的凝视。文学的意义，从来不是庆功宴上燃炬狂欢，而是在黑夜里点灯探路。它不能也不该告诉你世界总是美好，恰恰相反，它往往要面对的是不如意，解决的是不可能，它是站在人动物性的对面寻找善，是站在唯物唯实的对面歌颂信。文学创作，或者广义到艺术创作，都是最有力的无力，也是最无情的长情。

那么即使从“功利”的层面，小说或者文学是不是“全无用处”呢？当然不是。至少《刺杀小说家》没这么阐释，关宁虽然没找到自己的女儿，但他却误打误撞帮有“小说家”路空文厘清了杀父之仇，更重要的是，原本要凭善行凶的关宁，却被一个小说家感召，在最后时刻“放下了屠刀”。无望之人成了拯救者，刺杀小说家变成了刺杀的小说家。所以文学回击现实的领地，比当时当下要宽广得多，它是这个时代和下个时代的角力，也是黑暗处一点光明和另一点光明的握手。

要是没有西西弗斯推石头，十三坊的人早就死绝了。在热闹的春节档，能看到这样一种讨论，大概和西西弗斯一样可贵吧。

电影虽然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讨论，但商业电影其实需要一个更简单的主题，一个更质朴的结论。所以用电影来探讨创作的价值，阐释文学的强大，并不容易，“只要相信，就会实现”当鸡精易信，当鸡汤就很难。用“信”来解释“信”，需要特别大的念力，因为本质上“信”是不用解释，也不能解释的，一旦解释就是不信。这就需要一个笃定的创作者，贴着小说又大胆离开小说的语境，想尽办法把普通观众拉进一个更可感的语境当中。

在双雪涛同名小说里，小说家本人要比电影里的路空文更笃定，他对创作的意义看似不自知，但无须愧疚，没有怀疑，几乎是不费一兵一卒就俘获了小说里的“关宁。甚至可以说，小说里关宁不只是被征服被感召，而是给了彼时的小说家一双温柔手，再远远行了个注目礼。但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么弄恐怕就不可行，于是乎作为小说的使者，电影里的路空文变得乖巧软萌，可敬让位了可亲，他和关宁之间的关系也通过更紧密的故事铰接成了互相成就的CP。

以此推及全片，路阳导演以苦拙之力，践行着“只要相信，就能实现”，并已给出小说改编最可能的解决方案：现实世界的故事真情实感，异想世界的故事怪力乱神，两个世界又巧妙互文。沿着小说家画好的核心路径，电影张开来现实世界和异想世界两个翅膀，甚至异想世界的翅膀，落实到宣发层面还要更硕大些。黑甲红甲赤发鬼的那个故事，是好看的、绚烂的、有趣的，它映照了电影里现实人物的困境，替观众出了口气，它是包子的皮儿，花了气力，就是诚心。如同宗教者布道时，讲述的那些生动的小故事，牢牢的拱卫着电影表意的心脏。

要说《刺杀小说家》有什么遗憾，大概是小橘子的歌谣吧，着实不成调，我都在惊诧雷佳音是怎么学会的。有趣的是，我和一位好友就此讨论，她幽幽的回复，也许就是有意的安排呢？一首歌再难听，是关于他们父女俩情感的，就很重要；一个作者再一般，但他的力量就是能改变世界。我觉得她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