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3-07

公民凯恩:史海钩沉之《公民凯恩》

1941年《公民凯恩》的出现被人认为是现代电影的一个重要标志，百年光影变迁里，奥逊·威尔斯的这部作品，无数次被人凭吊。它是一则关于美国人的寓言，一曲上个世代的挽歌，同样是一盏警世的航灯，穿过历史与政治的迷雾，在波澜起伏里透射出阴郁的光芒。
在反复读完劳拉·穆尔维在2011年所写就的关于《公民凯恩》的论文后，觉得有必要对于其中几处话题进行简要的梳理。
劳拉·穆尔维在此并不是着重从作者论或者具体创作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影片，例如托雷格·托兰的深焦摄影或者威尔斯水星剧团之后的创作经历，这本书的亮点在于引入了精神分析的手法来探析这部影片中人物以及主题在政治、文化与历史上的意义，一点一点在这座庞杂的迷宫中踱步。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人们总在问凯恩的身上有多少赫斯特的影子，两个银幕外的报业巨头有多少相似之处，这无疑赋予了影片极大的神秘色彩。
1890年代中期，赫斯特携带小发行量的《日报》闯进纽约新闻界，与普利策大发行量的《世界报》展开较量。影片中《记事报》的故事就取材于这一段史实。在接下来的争夺销售量的竞争中，赫斯特先是效仿《世界报》黄色报纸的报道形式，后又将《世界报》周日报的全部雇员挖过来。赫斯特开始在《日报》上连篇累牍地登载发出侵略叫嚣的虚假新闻，几乎以一己之力引发了美西战争。

在发家的经历上，凯恩与赫斯特两人极为相似，都是通过满足广大普通劳工的需求，大大提升了报纸的发行量，确立起自己在社会上乃至政界的影响力。但如书中所言，无论是凯恩还是赫斯特，两人都是极为矛盾的人物。书中将凯恩形容为“杂交物”，一方面他们身处报界，代表着广大民众和工会的利益，致力于冲击上层阶级，但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权力的渴望，使得他们不断试图融入这些权势集团。
《公民凯恩》似乎想表明，《问询报》和原生法西斯政治的成功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罢了。凯恩愈接近权利的中心，他离残存的理想主义就愈远。
失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影片中凯恩与艾米丽婚姻的失败标志着影片进入了下半场，政治生涯结束后，他开始失去理智般迷恋苏珊——一个并无特色的女人。而在现实中，赫斯特因为和政治伙伴之间的分裂以及私生活曝光（苏珊的原型：玛丽昂·戴维斯），公共威信急转直下。
此外，根据书中所提供的未发表的剧本节选，两人都流露出对于法西斯和希特勒的亲近以及对罗斯福新政的反对，奥逊·威尔斯对此进行了若隐若现的刻画。此外，赫斯特的住宅圣西蒙庄园很大程度上就是仙乐都庄园的现实版本，而毫不意外的是，他同样也是个著名的收藏家。
虽然，在奥逊·威尔斯就影片是否以赫斯特为原型的问题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他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几点缘由：
普通美国人的形象无法满足塑造一个复杂多变的人物的需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有报纸发行人才拥有强大的财力以及涉足政界的影响力，一个黄色报刊的从事者的形象，契合了当时历史的进程。
剧作上如何解释并揭示出遗言中“玫瑰花蕾”的设计相当重要，有必要讲求逻辑同时保证戏剧性。直到影片最后一刻，当雪橇在炉火中燃烧时，谜底才真正揭开，如威尔斯所言，一幅1880年制造的雪橇怎么还能保存到现在呢？主人公因此必须是一个收藏家。
宫殿Xanadu的存在代表了实体化的象牙塔，在物理层面，它为主人公众多的藏品提供了空间，而在精神层面，它则形似子宫/坟墓，为主人公的失败提供一处合理的逃匿之所。
威尔斯认为，戏剧艺术和心理学的绝对规律决定了凯恩应对这些事件所采取的方法。言外之意，凯恩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以赫斯特为摹本，更像是人物在无意识，历史的大环境以及创作规律共同作用下，如提线木偶般演绎了一个大亨的消亡史。当然，尽管威尔逊极力否认这样的说法，但现实世界和影片情节的吻合使得人们不得不认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事实就是如此。
作为罗斯福新政的受益者以及崇尚欧洲文明的左翼人士，威尔斯无法忍受赫斯特对罗斯福政府采取的敌视态度和污蔑行为，竭力反对赫斯特主张的孤立主义，即主张美国不该参加二战，放任法西斯肆虐欧洲大陆。在即将结束与雷电华的合作前，奥逊·威尔斯拍摄了《公民凯恩》，鲜明地预示了孤立主义之下美国的最后结局：受困于幽闭的牢笼，众叛亲离，甚至至死也难忘童年所失去的快乐。
“玫瑰花蕾”
赫斯特的人格面貌起到了一个跳板的作用，借以更为广泛地反映美国政治和谎言，并且《公民凯恩》力图展现一个美国大亨纯粹的无意识状态，从而来反映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历史中存在的精神压抑症状。
“玫瑰花蕾”是凯恩被压抑的情感的体现，它无疑是凯恩对于童年以及缺失的母爱的一次呓语，连接着他记忆里最原初的景象与情感，像“庞贝古城”的碎片，被皑皑白雪隐匿起来。在雪中与父母分别的那场戏：
这场戏集合了所有戏剧元素，构筑了影片二元结构的基础：孩子和母亲的亲密关系，孩子对替身父亲本能的敌意，以及那个小雪橇和他所代表的这场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缺失的一环。
在处于前俄狄浦斯与后俄狄浦斯期间的少年凯恩，被迫离开了母亲与生父，未能充分完成与母亲的移情，同样也未能确认起生父的权威，认识到禁忌的危险，两段婚姻的结束皆因为凯恩在处理野心（秩序）与情感时无法平衡。
凯恩与银行代表撒切尔的三段情节充分说明了凯恩对于父亲形象的敌视，以及对于社会制度和象征体系的挑战：
初次见面时，凯恩对撒切尔的激烈反应；《问询报》对撒切尔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进行的对抗活动······第三场戏表现的是凯恩受1929年经济衰退之类，被迫向撒切尔出售其部分资产。
凯恩作为个人以及报业集团的代表向替身父亲传统银行资本不断发起挑战，无论是刚刚离开偏远的小木屋进入文明世界，还是反对银行重视资本、金钱的新教伦理。遗憾的是，在结束了第一段与艾米丽的婚姻之后，本该走向白宫的凯恩便陷入了个人主义的泥淖。
在此期间，观众不断地通过镜头试图找寻答案，去找寻这缺失的关键一环，不断地在主观的评论与回忆中彷徨无措，而当谜团最终揭开，却是那样凄凉。
我希望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我希望拍一部可以被称为“失败故事”的影片。
奥逊·威尔斯在创作声明中这样阐释他的动机，他显然做到了这一点，“玫瑰花蕾”就是好莱坞完满神话里未曾表现的潜意识，威尔斯将它摆在桌上，利用类似一种罗生门的剧情和结构设计下，任由观众解读。
而凯恩一生并未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失败故事如此简单而有力，它洞察了那个时期人们内心的空洞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对物的迷恋。
苏珊
在书中，穆尔维论述了弗洛伊德的小论文《恋物癖》的看法：
在弗洛伊德看来，恋物癖是一种无意识否认的症状，它还同母亲密切相关。崇拜物品能保护自我心灵面授未获承认事物的侵害。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创伤意识······恋物是时间留下的某个创伤时刻的遗产，它后来被封存在无意识心灵里，而创伤也变形为对某一物品的痴迷。
苏珊以及房间里的水晶球显然唤起了凯恩心中某种对于母爱和童年的记忆，他也因此将苏珊当作物件一样囚禁于芝加哥的歌剧院以及仙乐都庄园之中。
某种程度上，苏珊和玫瑰花蕾承担着凯恩恋物症状的两个方面，无意识层面对于玫瑰花蕾的不舍，以及从无意识层面延伸至表层的对于苏珊的强硬控制和非理性的迷恋。这要都源自撒切尔打断了凯恩与母亲同一性，虽然威尔斯称这之为“廉价的弗洛伊德”，但他也并不否认这种解读。
而苏珊的形在和凯恩的交往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三个特殊的阶段：
第一，在下过雨的街上与凯恩相遇，两个人因为共处困境而产生情愫。苏珊房门前，散射的柔光加上正反打的镜头一反影片的摄影风格，同时充满暧昧的对话迥异于此前凯恩的妻子形象，带有明显的色情意味。
第二，在结婚以后，苏珊被迫参与歌剧演出，在舞台上苏珊“全身身披这复杂华美的戏服，头上梳起了两条巨大的金色发辫”，穆尔维称之为“欧式风格”，显然与之前恬静温柔，小家碧玉的形象有着巨大差异。这一阶段的苏珊身陷歌剧院与仙乐都，正在经历凯恩对其的物化。
第三，也就是苏珊在离开凯恩之后，在汤普森调查“玫瑰花瓣”之时，苏珊作为歌女身处牧场酒吧，酒吧外的霓虹招牌上赫然标识着苏珊的名字，她则坐在桌旁，对着酒杯，处于混沌的灯光之间。
从两人相遇到凯恩辞世，苏珊原先所释放的光彩，仿佛被黑洞所扭曲进而被吞噬，变成了一个空洞，甚至并不是一个被窥视的形象，她身上所带有的情色和凯恩的童年一样被斩断了。
而从苏珊的变化中很明显得能看出，在重寻母爱的过程中，凯恩的行为逻辑受到了他无意识创伤的影响，他试图把苏珊物化以维系情感上的需求，避免自我再次受到伤害。
一种受压抑的创伤性缺失而引起的症状。
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凯恩这种因为母爱缺失而产生的恋物癖，劳拉·穆尔维则将重点放在了从欧洲来到美国的大量移民的文化身份的变迁。
《公民凯恩》中的两幅极具震撼力的画面似乎隐喻了欧洲同美国的关系。
第一幅，代表旧世界的那幢贫穷破陋的小木屋，同时被遗忘和尘封在一片冰雪景色中，目送着孩子离开家园，踏上通往财富之路。
第二幅，沉思中的凯恩的巨大身躯，美国资本主义的偶像人物，隐居在掠夺欧洲的奇珍异宝而建立起来的华丽城堡里。
移民们在新大陆拥抱自由的天地时，却因为两地相隔遥远被迫与欧洲断绝了关系，但旧文明并没有被他们彻底遗忘而是潜藏在他们的无意识之中，使得他们的行为与意识陷入一种焦灼的矛盾之中。
因此发出一种“解放”和“乡愁”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感。忘记过去可以掩盖缺失感，但过去的经历仍不会消失，只能通过“美国梦”所带来的自由和消费商品民主性所承诺的“物品”来加以补偿。
如上述提到赫斯特的孤立主义，这番解读同样呼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德国法西斯闪击波兰，击溃法兰西，欧洲大陆战火肆虐，如若美国作壁上观，精神家园则将毁于一旦，新世界将处于长期的混乱之中。
重读劳拉·穆尔维关于《公民凯恩》的论文，有如初读电影评论手册对《少年林肯》的解读时那般晦涩而又畅快，难以理解的理论高度，让人惊叹于此。《公民凯恩》原意打算叫做《美国人》，表明了奥逊·威尔斯创作时的野心。无论是“玫瑰花蕾”的谜底还是凯恩一生的困境，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民族，这部影片所带有的寓意都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