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5-26

夺命金:俾勿我试——《夺命金》

俾勿我试——《夺命金》

大陆著名学者许纪霖形容自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应得知识界满堂喝彩。学者敢于公开谈论自己自己的政治倾向，值得鼓励，至少比余英时先生的“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进了一大步——其实余先生也是很热心的人，只是嘴上不说。不过细细一想，许先生的这番话，不就是国父孙文“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翻版吗？对于有稍具智识的人来说，难道还有除此之外的“第二条路线”？这其中最重要的乃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好比三民主义中孙文最重乃是民生主义。《史记. 管晏列传》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孟子.梁惠王上》载“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刚好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吃饱喝足决定礼仪廉耻的道理。

当代大左翼，著名共产主义者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下，所谓的文明冲突或者社会革命，都被资本再殖民的意识形态（Ideology）所裹挟——所采取的做法是把本质的需要拿出真金白银的经济议题置换为软性的非核心的文化议题。依此推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不成立，因为倒因为果。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全球胜利的现实情况下产生的一次内部反弹，这些在华尔街露宿游行最终被民主国家高压水枪驱散的乌托邦主义者证明了一点，即在看似完善的西方议会制度框架内仍有完全无法排泄问题的管道，自有资本创生以来天然而来的内置矛盾永不可能解决。社会病兆就发生了，要么是人群集体性的道德滑坡或堕落，要么是又一次的街头狂欢或者革命风暴。

杜琪峰拍摄的《夺命金》接地气在于，摆明了香港本土面对双重压迫中的一极，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当然另一极是所谓的赤化）。中产阶级这个纺锤体最大端的建筑也在地产霸权官商合谋的超稳定结构宰制下朝不保夕摇摇欲坠。我对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向来很鄙视，中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一直以来充当的是底层阶级向权贵精英“革命夺权”的缓冲地带，只有不伤害到中产的一亩三分地，这些人断不会走上街头和工农群众同行的。这个经验在大陆维权和工运中已经见到太多。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自诩东方之珠的香港又自诩有完善的立法/问责/质询/维权制度，却只制服得了贪污几百块的公务员和有碍市容观瞻的古惑仔，一上级别就毫无办法。“关我咩事！”，民主制度在这里是失效的，是摆设，议会和廉署于我何干——“你坐空调房谈政府简报，我落班挣得不到一百文”。

世道不景气，黑白两道日子都不好过。古惑仔三脚豹不合时宜的忠义倒彰显几分资本倾轧下底层阶级守望相助的淳朴。特瑞沙这种中产是最惨的，原子化沙化的香港社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最容易受诱惑，被试探。所以除了社会主义，我们还有什么能抵抗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倾轧？早期的使徒社团，和儒家的大同理想，都是经济的社会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我们在革命中丢掉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督徒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