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8-28

欧洲欧洲:女性视域下的《欧洲，欧洲》

影片《欧洲，欧洲》出自波兰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之手，虽然影片主人公为男性，但是影片无不透露出女性对政治、宗教、生命的独特视点。在对“女性主义电影”进行概念界定的时候，李毅梅认为：“‘女性电影’是指电影家们（主要是指导演与编剧）在创作中自觉地（或’自为地’）探讨女性意识，大量娴熟地运用女性特有的创作、表达方式，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及对女性生存的压抑，以崭新的人文观点和全新的美学理念，鲜明地颠覆父权中心文化的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创作方式来拍摄的电影。对照上述对于女性主义电影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说所有女性导演所拍摄的影片都属于女性主义电影的范畴，而应当在影片中输出女性的独特视角与态度，与其他女性主义影片不同，《欧洲，欧洲》选择的是有关种族、战争重大题材的表述，但是明显与男性视角下的表述有所不同侧重。
影片紧紧围绕犹太男性进行“割礼”而在纳粹被迫害的艰苦岁月中始终需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展开。女性非常接近身体本身，而忽视了与身体应有的距离，而男人首先认同的并非是身体本身，而是其他的意指系统，正是因为女性对身体的这种无间的认知，才促使霍兰从男性身体本身出发来定义主人公的身份，尽管主人公所罗门受命运捉弄，雅利安人、共产主义、苏联共青团员、希特勒青年队队员等身份被强加在其身上，但是身体本身却一直提醒着所罗门自己的真实身份是犹太人，“割礼”成为困扰他一生的事情，霍兰对于身体的认知是敏锐的，影片中所罗门曾试图用扎线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身体构造，使得性器官与其他希特勒青年队队员别无两样，但是终究只是线下生成的一滩脓水，因为无法改变“割礼”带来的确定的身份，在面对心爱的女孩热切的渴望时却只能将她一把推开，而背负一个阳痿无能的骂名。霍兰对于身体本身的探究并未就此停止，在德国军校中老师哥得克那堂如何在第一时间鉴别犹太人的课程让观众在惊心动魄之后又觉得啼笑皆非，导演对于身体的关照甚至动用了各种度量的金属器具，包括测量脑袋的长度等等，而最后的结论却是所罗门系雅利安人。
在对于女性欲望的认识上，女性的性发展始终是在男性欲望的压抑下而产生的，由于自己缺失男性器官而产生苦恼、嫉妒乃至焦虑，女性的欲望只有在被动接受男性器官的意义上才能够被满足。从这个层面上说，影片中女性欲望始终是未能得到舒展的。售票员巴西亚小姐体态丰满圆润，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巴西亚给受众以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的感觉，影片八分十五秒时导演对巴西亚的挣扎的小腿做了特写处理，当所罗门抱起巴西亚的时候，一只手卡在巴西亚的丰满的胸下，另一只手则高妥巴西亚的臀部。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模式中，男性先验性地被设定为主动地、进攻性地存在，在上述所罗门和巴西亚的相处中就能看出。在最初，所罗门对于战争的意识很模糊，甚至持有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战争的开始可以使得警察的注意力转移，不再关注于所罗门骑自行车闯祸的问题，巴西亚是所罗门第一个爱上的姑娘，在影院里他下意识得将手抚摸巴西亚的后背，眼睛也目不转睛得盯着巴西亚，由于战争才只是刚刚打响，这时战争对于所罗门性的原欲还没有过大摧残，随着战争局势的进一步加剧，巴西亚和所罗门被迫分开，再到战争的进一步激烈，所罗门原以为可以和列尼沉浸在爱情中暂时逃避战争的苦恼，但是自己已经因为这种种族歧视战争而磨灭了原始的性欲，一方面他无法满足列尼因为自己已经做了“割礼”，而另一方面他因为列尼对犹太人愚蠢而盲目的仇恨给了列尼一个耳光，从最初所罗门进攻性的男性特征到畏首畏尾的拒绝逃避，作为女性导演的霍兰无疑在潜移默化中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需要注意到的是，导演霍兰的父亲是犹太教徒，导演出生于华沙，曾先后学习于米洛斯福尔曼、扎努西、安杰伊瓦伊达，《欧洲，欧洲》是根据真人真事改变，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呈现出了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德国曾拒绝选送影片《欧洲，欧洲》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在霍兰的该影片中，所有女性角色都是以配角出现的，而主角是男性，战争成为男性暴力话语的极端体现，这完全是男性的杀戮本性使然。战争题材的电影一向是“男性题材”，而众多女导演被束之高阁。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兴起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一些女性导演对于战争题材的解读有了新的看法，与其说是对战争场面的描述，莫如说对于和平主题的向往，1990年上映的这部《欧洲，欧洲》承载了女性对于和平的渴求，无论是为了求生的主人公所罗门的刻画，还是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人造神希特勒，都表达出霍兰对于超越宗教追求和平的体悟。影片中所罗门曾梦到自己带着纳粹的袖章回家与家人团聚，家人在吃盐水鸡蛋对所罗门非常漠然，一阵敌机狂轰乱炸后所罗门被
人拉回躲在一个橱柜中，而在橱柜中躲藏的另一个人则是希特勒，相比我们每个人对希特勒的原始印象都是如此：，影片梦境中对于希特勒的这一形象有这样一种戏谑的阐释：“他总是将双手护在前面，他也是一个犹太人！”。而对于希特勒的父亲系犹太人的说法自古有之，比之影片主人公所罗门掩盖身份苟且生活的事件对于希特勒酿造的滔天大罪导演也有意在影片中调侃一番。这是一场关于战争的冷笑话，但在特殊年代里当事人身上，则是命运。
导演霍兰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也思考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主人公所罗门的困惑何尝不是导演自身的困惑呢？当所罗门加入斯大林的共青团时，就面临着是否要信奉上帝的艰难抉择，一位犹太年轻人对所罗门的背叛嗤之以鼻，当他高喊：“上帝赐予我糖果”时，却是最尴尬的时候，而苏联年轻指导员说斯大林赐予我们糖果的时候，却奇迹般地自天窗飘下糖果，孩子们沉浸在得到糖果的喜悦之中。虽然影片并没有揭示为什么会如此，但是以科学的眼光我们可以推导出，斯大林不是神，希特勒也不是神，只是上帝无法满足我们的欲求，人们开始想尽办法自我欺骗，糖果事件必然是人为安排好的，在这种强大的召唤力下，人丧失了本能的品性，打着爱国的幌子做了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思考，是一重大命题，这让我不由想到在2012年由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同样也有对这一命题的反思，安西满曾问神父梅甘：“如果这一切不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做任何事？”在生存面前，信仰理想都是假的，唯有自己救赎自己。或许有观众认为所罗门是投机苟活者，也有人认为所罗门能屈能伸智慧地保全了性命，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其中有一个片段当所罗门举枪被希特勒部队的队友呵斥对犹太人开枪时他迟迟不能，他并无心伤害自己名族的同胞，同样，每个人的生命都没有被漠视的权利。
女性导演的加入，是对弥漫着男性荷尔蒙的电影世界的补充和调节，女性导演有着男性导演所无法亲历的生命体验，高明的女性导演跻身于主流电影中，巧妙地利用常规和传统，但却蕴含女性特有的情感细腻之处。片头39秒钟的时间里，影片男主人公就出现，一个带着纳粹袖章的年轻男子在水下奋力向观众的方向游，后来一个人拽他，这个人正是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拽着他游向了观众的相反方向，直到黑屏切入，字幕渐出，主人公仿佛是挣脱无边的梦魇，水下扭曲变形的脸让人看出他内心的狰狞，当通观此片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开头，便明白短短的几秒镜头却涵盖了整个故事，一个本我战胜自我的故事，也是一个身份追寻的故事。但导演霍兰并没有跳出常规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欧洲，欧洲》无疑为女性主义叙事电影的进一步发展指明道路，这与早期约翰斯顿提倡的一种挑战狭隘传统，但同样具有娱乐功能，与先锋电影、左翼电影结成联盟的对抗电影模式截然不同。
女性主义电影发展至今，最终目的是要跨越二元对立，女导演对于重大题材的把握，有不同于男性的视角，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女性话语不是男性话语的延伸，也不是没有尊重的独立存在，女人可以很好地谈政治，谈战争，《欧洲，欧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