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意不提为复兴法国滑稽喜剧片传统进行独一无二的特殊努力,我指的是Prevert兄弟所作的努力。有些人希望把《稳操胜券》(L’Affaire est dans le sac,1932),《再见,李奥纳》(Adieu Leonard, 1943),《意外的旅行》(Le Voyage surprise, 1946)的问世视为电影喜剧的复兴。按照他们的看法,这些影片堪称天才杰作,却未被理解。我和对这些影片不感兴趣的观众一样,对这种看法亦难以苟同。当然,这种尝试不无意义,也毕竟值得赞许,但是,由于过分理性化,注定要失败。在Prevert兄弟的笔下,噱头总是一个概念,然后,以逆推方式找到它的视觉形象,因此,只有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即从视觉噱头联想到它的理念意图之后,观众才会感到可笑。这是欣赏无题的幽默画时的思维过程,这也就是我们最优秀的幽默画画家之一Maurice Henry从来无法为电影设计出笑料的原因。除了噱头的过分理性化结构以外(这种噱头只有经由反思才会引发笑声),过分要求观众默契的幽默还有不大自然的特性。电影喜剧(当然也包括舞台喜剧)不能没有一定的普遍感染力。个人之间的玩笑不成其为喜剧。以Prevert式的幽默拍摄的片子中,唯有一部影片克服了动作少,理念多的弊病,比较成功,这就是《怪事》(Drole de Drame, 1937)。不过,这部影片别有所依,导演Marcel Carne在拍片时借鉴过《三便士歌剧》(L’Opera de quat’sous),也从英国人的幽默中吸取灵感。在喜剧片这种惨淡的历史背景中,《节日》(Jour de fete)脱颖而出,别开生面。这部影片的故事内容是大家熟悉的,影片几乎是匆匆拍出,成本极低。当时,没有一个发行商愿意购买这部影片。后来,它却成了当年走红的影片,收入是成本的十倍。
Jacques Tati一举成名。但是,人们可能抱有疑虑,不知《节日》的成功是否已经是创作者的才华穷尽。这部影片虽然继承了滑稽喜剧片的优秀传统。但确实不同凡响,有所创新,富于独特的喜剧性。但是,一方面人们考虑的是,假若大地确有才气,他就不会在歌舞音乐厅中埋没了二十年;另一方面,人们担心影片的作者下一次能否保持这种独特的风格。也许,就像Don Camillo的归来一样,我们也会看到这位讨人喜爱的邮差又有什么新奇遇,不过,那样弄来弄去反会令人遗憾,觉得大地并不明智,不懂得适可而止。
然而,大地不仅没有再次利用他所创造的这个人物(虽然这位邮差的名气就是一个“金矿”),反而花了四年时间为我们拍出第二部影片,它非但不逊于《节日》,相比之下,那第一部影片倒像是初级习作。这就是《于洛先生的假期》(Vacances de M. Hulot),这部影片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Marx Brothers和Fields之后世界电影最重要的喜剧作品,而且也是有声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
如同所有伟大的喜剧一样,《于洛先生的假期》中的喜剧也是冷眼观察的结果。Yves Allegret和Jacques Sigurd导演的《如此美丽的小海滩》(Une si jolie petite plage)与Jacques Tati的作品相比较,属于玫瑰色丛书(指专为孩子描写的充满抒情性,但简单,幼稚的文学作品)一类。但是,Jacques Tati的喜剧似乎并不悲观,至少不必卓别林的喜剧更上甘(也许,这正是作品极富光彩最可靠的保证)。大地塑造的人物与周围世界的愚蠢恰成对照,显示出一种灵巧的秉性;他表明,始料未及的事随时可能发生,会打破蠢人的秩序,就像把轮胎当墓地上的花圈,把葬礼变成嬉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