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计划为比利时导演香坦·阿克曼(Chantal Akerman)今年的片子《无家电影》(No Home Movie)写篇文章时,一个念头闪过,影片的名字让我想起罗兰·巴特最后一本书《明室》——两者都为哀悼逝世的母亲而作,又同时关乎一种艺术媒介的特性。一个星期后当阿克曼自杀的消息传来,这个念头竟然成为了这样不详的预感。《明室》在法国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巴特去世;《无家电影》八月初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放映,当时评论褒贬不一,阿克曼的死也是在这之后不到两个月,距离片子在纽约电影节的首映只有两天。他们两人都在最后的作品里空前地袒露自己的情感和生活,他们的死似乎暗示了对普鲁斯特“成为作家(艺术家)”式元叙事的一种不可能的尝试。或者说,他们选择的媒介没能帮助他们度过哀悼的痛苦。在写作《明室》时巴特感到“被两种语言撕扯,一种是表达性的,一种是批评性的”。那张对他而言极为重要的母亲五岁时的照片,为他证明了“不可能有关于摄影之独特存在的科学”[1] 。而阿克曼超过四十年的电影创作总是在虚构和非虚构的形式之间进行着复杂的协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欧洲与美国的混合物”[2] ——她受到的影响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国实验电影,法国新浪潮故事片,以及新小说的“科学性”语言等。一个更具共时性的对照是意大利导演南尼·莫莱蒂(Nanni Moretti)今年的新片《我的母亲》( Mia madre),同样关于失去母亲的哀痛,也刚在纽约电影节首映。这部半自传电影用高度戏剧化的方式讲述一位左派女导演玛吉莉塔如何挣扎着同时应对事业危机和病衰中的母亲,莫莱蒂本人饰演她哥哥。这部影片的情节发展主要依靠一名来自美国的浮夸的演员来推动,他在玛吉莉塔拍摄的电影中扮演着一位工厂厂长,需要应付工人们的罢工。《我的母亲》明显地指涉了好莱坞对莫莱蒂的压迫性影响。然而,主角玛吉莉塔作为导演和女儿的二重身份叙事之间并不存在交集,因此哀悼过程与电影媒介本身相互独立。
除了一组荒凉的以色列风景片段,还有两段对母女用Skype打视频电话的记录,《无家电影》几乎全部由阿克曼的母亲在她位于布鲁塞尔的公寓中的日常生活片段组成。大多数阿克曼的私人化或非虚构电影可以被理解为她的多重自我与两种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种是兼具保护性和限制性的室内空间,一种是延伸中的城市或自然景观。她是构建电影空间的大师,革命性地用空间再现极简主义情节中的时间。她强调人的自我与对私人和公共空间的知觉和概念息息相关,更重要地,她揭示出这些空间是如何被性别化的(gendered)。这一次在《无家电影》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她以往的实践方式: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碌,如同《我的城市》(Saute ma ville, 1968)和《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 1975);从公寓窗子向外观看布鲁塞尔的街道,就像她在《在那里》(Là-bas,2006)中从房间的窗子往外窥探特拉维夫市的一个街坊;从移动交通工具上拍摄以色列的风景,她曾用同样的方法拍摄《家乡的消息》(News from Home, 1977)中的纽约街道;在两个长镜头里,她手持摄像机分别在夜晚和白天绕着母亲的公寓走了两圈。这让人想起她如何用摄像机检视各种临时居所的空间结构,比如《房间》(La Chambre, 1972),《蒙特利旅馆》(Hôtel Monterey, 1972)和《你我他她》(Je Tu Il Elle, 1974)。但是在《无家电影》中,连接她自身和各种可能的家/家园的尝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徒劳:她的母亲在厨房缓慢走动,发出沉重的喘息;布鲁塞尔的街道看似触手可及,而三天里的唯一一次外出散步便让母亲精疲力竭;伴随着荒无人烟的以色列沙漠,我们听不到阿克曼朗读来自家乡的信,只有风声和车辆在沙砾上行驶的声音,画面拒绝了任何乡愁的可能性。这些沙漠的镜头也组成了阿克曼今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八屏录像装置《现在》(Now, 2015)。在展场能听到阿克曼在原有的音轨上加入了呼喊,引擎和枪击的声音。在这个名为“所有世界的未来”的群展中,阿克曼无疑在批判当前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的军事及政治立场。如果说阿克曼通过以色列沙漠的影像质问着人们对家园(homeland)空间的暴力扩张,那么她对母亲公寓空间的影像重建则拷问着家(home)的概念,这个储存家庭记忆的时间性场所。与人们通常对家庭电影(home movie)的印象不同,这里的数字影像完全没有承载过去时光的质感。更为甚者,有两次她故意“错误地”设置摄像机的曝光度,让欠曝的昏暗房间里只有不可辨认的黑暗人影,在阳台上只有过度曝光状态下的一片亮白。这些时刻催生了关于家庭电影这个形式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观看另一个人的私生活时,观众期望电影为他们暴露什么样的内容?在阿克曼的摄像机下,那儿放佛没有家,也没有电影。
1.罗兰·巴特,《明室》,Hill and Wang出版社,1981年,71页;
2.见The Criterion Collection对阿克曼的访谈“香坦·阿克曼谈论《让娜·迪尔曼》”,2009年;
3.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朝向一种非虚构电影经验的现象学”(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Non-fiction Film Experience),《收集可见证据》(Collecting Visible Evidence)Michael Renov & Jane Gaines编。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249页;
4.见Daniel Kasman的报道“香坦·阿克曼谈《无家电影》”,2015年8月17日;(https://mubi.com/notebook/posts/chantal-akerman-discusses-no-home-movie)
5.见Melissa Anderson对阿克曼的访问“她光辉的十年”,2010年1月19号;(http://www.movingimagesource.us/articles/her-brilliant-decade-20100119)
6.莫莱蒂的母亲曾辅导我的一个来自罗马的朋友拉丁文多年。这位朋友告诉我她时常鼓励他成为一名“有机知识分子”,鼓励他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
7.同上,Daniel Kasman;
8.罗兰·巴特,《哀悼日记》,Hill and Wang出版社2009年;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