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9-17

喜宴:“喜”非常，“宴”人生

“喜”非常，“宴”人生
——浅析《喜宴》主题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几千年前的儒家大师孟子就在“不可得兼”的两者中陷入了一个选择的漩涡。而在影片《喜宴》中，李安导演巧妙的将一个两难的问题抛给剧中的人物；让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产生冲突；将固化在血液中的文化与角色的欲望以冲突的形式最大化，带领观众去探讨这两种取舍之间的利弊。
《喜宴》的编导由李安一人独揽，与他的另外两部作品“《推手》”、“《饮食男女》”合称李安的“家庭三部曲”。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这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该片上映于1993年，一举夺得了那年的柏林金熊奖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在国内外都享有赞誉。“喜宴”谐音“喜厌”。李安导演的确在这部影片中表达了自己或喜或厌的看法。的确，影片通过讲述高伟同与非法移民顾威威，为圆高家父母抱孙子的心愿而假结婚，却因醉酒“假戏真做”而导致威威怀孕的这样一个反常规的故事。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常规的角度与侧面。而用反常规的方法讲常规文化；正是李安的风格。在这种常规与非常规的交融下，传统文化中所代表的礼数、仪式与面子这些形式层面的文化，与角色真正的欲望，本心之间的冲突。本文将以这种冲突的各个表现和电影中的其他元素去诠释那难能可贵的理解。
既然提到文化与欲望冲突，那文化与冲突的实质便是影片中鹤立鸡群的一点——中西方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这个故事核。在整个故事核中，李安导演并没有纯粹的去批判重视形式的中华文化，也没有纯粹的去吹捧比较轻形式的西方文化。将海报换成书画，这样安排的目的首先是满足剧情的需求，因为伟同觉得自己的父亲接受不了这种文化，同时也给了观众一种较强的暗示，即在常规人物所处的常规文化环境中，是无法同时兼容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而李安却用这种非常规的安排去打破这种常规文化。顾威威给父亲讲画的桥段，正是常规故事核中一个不常规的元素。结合顾威威的经历，她是一个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人，正因如此，她才能在中外两种文化间随意切换、游刃有余；而她流利而熟练的点评才正中父亲的内心。而这外在表现下的李安导演真正想表现的正是一种对中外文化的不纯粹的批判。同样，在举办“喜宴”后那些看似没用的，可有可无的形式主义行为；最后却以照片的形式保留下来，在影片的最后仍带给这家人欢乐。这种举办“喜宴”的“形式文化”，带给了这家人快乐，满足了他们的“角色欲望”。当被讽刺为“国粹”的“洞房之夜”意外使威威怀孕时，三人也选择了将孩子生下。在影片的整个故事中，剧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对中国传统的形式主义文化产生抱怨，但又都能从这些形式主义文化中常出乐子。而这种形式文化也在一种程度上满足了角色欲望。李安将这些美好的反转编织进入故事中，不单单仅是为了表现出以中国文化为主的重形式文化与以西方（美国)文化为主的轻形式文化的冲突——形式文化与角色欲望冲突的实质。更重要的是为了去展现人物面临这种时自愿或被迫的去理解、去缓和这种冲突。
李安导演在形式文化与角色欲望之间寻找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去展现了“理解”这一层面的主题；而这一平衡点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影片剧情中时常出现的厨子老张。故事中有许多地方都在暗示着父亲和老张是同性恋。比如给媳妇送礼的时候，专门提到了厨子老张送给媳妇的金镯子，厨子能够送给媳妇礼物，已经暗示了父亲与老张关系的不一般，其次是父亲送给塞门红包，并与他在交谈时说到的“我也了解”的那句话。当然，“最强的暗示往往出现在开头或结尾。”先说开头，故事一开头便提到了“蠢妻”和“笨厨”，将两个人物并列来谈已经是一种关系的暗示。而对应伟同与塞门的生活中，塞门也是做会做饭的那一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象征性的类比；老张与父亲也是同性恋。而在影片的结尾，则是暗示意味最强的一段了。在他们分别上飞机的镜头中，先给了三个年轻人一个镜头，然后再反打回父母。多了一个男人的剪影，两边都是两男一女的一对镜像般的镜头已经是个很强的暗示。
可是李安觉得还不够，这个人物是一个虚指，其实就是老张。在画外音的配合上，他在接下来的镜头里走过去的时候，脸是全黑的，正常打光不是这样。然而黑色脸表明了李安不想表示一个具体的人，只是想表示有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老张。李安巧妙的设计了老张这样一个人物，将看似没有回旋余地的矛盾紊然缓和，给冲突中的理解更添了一份可能。
人物作为冲突最直接的承担主体，那么人物弧光也将冲突力度与影响表现得淋漓尽致。李安通过这样一个非常规的故事，完美的塑造了五个立场各异而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这五个恰到好处的人物正是社会生活中各类人群的真实写照。伟同与父亲是一类人，他们是同性恋的参与者，都在想在嘈杂的尘世中保留一份简单纯真的美好。因此，伟同执着于健身；父亲沉醉于书画。但他们却都在形式文化与欲望的冲突中退了一步；他们排斥了形式文化中那些缥缈的、无意义的表面，却接受与理解了形式文化所记载的欢乐实质。因此，伟同接受了威威；父亲高举了双手。他们在这个故事中真切的感受到了“喜”、“厌”。塞门也是同性恋的参与者，区别于前面两者的是，塞门并没有从一而终的被形式文化所束缚。他打心底的排斥中国的形式文化，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塞门也逐渐认同、逐渐理解了形式文化里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内涵。他也是“喜”、“厌”的亲身经历者。而与前者不同的则是威威的母亲。她们都生活在同性恋的家庭中，她们都被人分担了部分感情，又或得到了另一个人的感情，在这种不常规的取舍中，她们也展现了同一环境中的不同立场。威威一直认同伟同与塞门，她为了获得绿卡而假结婚，然而在形式主义的胁迫下，她却不能按计划去简单地结束这场“戏”。而母亲是受形式主义影响比较大的人，她就算表面上认同了同性恋这种角色欲望，但形式文化还是占据她心里的主导地位。于是在故事最后的时候，形式文化与角色欲望的冲突在她内心中和了。她发自内心的想要一个孙子，也迫于形式文化想要一个孙子。这是文化与欲望的矛盾对立统一的一个外在表现。从某种意义来说，她们也是“喜”、“厌”的一对有趣的经历者。李安导演将这些非常规的人物赋予常规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让他们相互有着感情却站在对立面去审视这场冲突；并通过人物本身对形式文化或对角色欲望的理解来讲清楚这个故事。
抛开剧作方面那些外在的，直接表现冲突的地方，影片在内在层面上也在展现这种冲突。而内在层面上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影片的细节。李安通过这些细节，将“冲突”与“理解”表露无疑。杜甫曾写过“家书抵万金”这句话，的确，书信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还是在中国人心中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母亲从寄信换成寄录音带，在母亲这种受形式文化影响很大的人的心中；她也选择放弃了书信这种相对繁琐的交流模式，而转用了寄录音带这种轻形式的交流途径。这其实也是母亲在实用与形式对立层面上对轻形式文化的一种理解与认同。影片中有好几场送礼的戏，而李安在安排这几场送礼的戏时用了极其精湛巧妙的细节来诠释这种冲突与理解。首先是母亲所送的礼物：金镯子、旗袍、项链。这些都是奢侈的装饰品，是一种代表形式主义文化的东西。而反观塞门所送出的血压计、面霜这些轻形式而重实用的东西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其实是不太能够接受的。而随着故事的推进，李安通过看似一笔带过的镜头大力度的表现了对轻形式而重实用的理解。父亲躺在椅子上，直呼血压计好用；母亲的面霜被打开，放在桌子中央；这其实也是李安相对高明的地方。在喜宴时的那场戏中，李安还客串了一位来宾，说：“你正在见识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一句台词，一个镜头。却准确的命中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内心。没错，在形式文化的束缚中，人类所谓“性”欲望是被禁锢住的，但却又不能完全消除。而性压抑的结果，必然是爆发。伟同因醉酒抵制不住诱惑而导致威威怀孕，李安在故事后期不断扩大了这个冲突，但却又在结尾缓和，李安的这个细节安排不仅投入于剧情所需，更立足于角色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所求。细节中的冲突与剧作、人物方面的冲突一样，都从一开始就不断扩大，到了一个平衡点便缩小缓和。而构成这个平衡点的充要条件，便是植根于剧中人物与观众心中的理解。
“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李安在《喜宴》中仍采用了之前的风格，将“理解”这个简单又困难的行为代词诠释得相当通透。而作为三部曲的第二部，李安对于电影语言理解的成长轨迹，也显而易见了。
父亲对塞门说：“我不让他们骗我的话，我又怎么抱得了孙子呢？”塞门说我不懂。父亲说我也不懂。是的，当文化固化在血液里，谁又真的懂呢，只是不得不去做罢了。遇到规则，要么像父亲那样高举双手表示赞同；要么还是像父亲那样高举双手表示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