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茫茫的开阔地，不超过四层楼的社区，路边的白杨树，没有生命力徒劳运作的铲车，残旧的平房和炕头。这些熟悉又陌生的空间，是耿军“鹤岗宇宙”的内在驱动力，回溯这种“神奇的空间感”，除了《锤子镰刀都休息》与《轻松+愉快》与之一脉相承之外，还可以找到张猛的《钢的琴》以及王兵的《铁西区》，无论是荒诞、励志还是静观记录，将时间线前推十年、二十年，东北都是最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存在。
或许，这可以视为中国独立电影的某种困境：纯粹思维层面的努力告一段落，重心转向了空间的生产，其核心是地方景观，以及方言所承载的人情。但就目前出现的作品而言，诸多“地方空间”的电影，暂时只有两处具备第一流生产的潜能。其一是西南地区，以巫蛮为特征，坐标是毕赣的凯里；其二是东北地区，以衰败为特征，坐标是鹤岗。
鹤岗与凯里，成为了新的“黑河-腾冲线”，参照胡焕庸的说法，这是一条自然地理分界线、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一条历史地理分界线，但更重要的是，它还作为一条“文明”分界线发挥作用。衰败与巫蛮，抵挡着进步与加速，保留了思考的空间，这就是为何《轻松+愉快》会借那个傻子之口说：“信仰需要清醒，也需要清醒的环境”。
当然，衰败也与巫蛮相对立，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时间状态。但在本质上，鹤岗与凯里都属于某种“异托邦”（heterotopia），按照福柯的定义，异托邦是一种兼具日常空间和超现实空间的情境，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交叠、相互渗透。这是一种杂交能量，也就是说，异托邦本身拥有生产的“潜能”。
在鹤岗这样典型的“异托邦”中，所有的人物和环境之间具备现实主义的关联，但又不免处于某种危机状态，这使得他们的行动、话语异于常人。换句话说，这些人物都源自于空间的实际生产，是隶属于该空间的特异性人物，在《东北虎》甚至耿军的鹤岗三部曲里，这些人物呈现为成群游荡的傻子、骗子、强盗、精神病患、无能的行动者，透射着德勒兹意义上的“虚假的力量”（les puissances du faux）。
这种虚假的力量转而成为《东北虎》真正的力量，实现它的机制有两个：伤感的无用和行动的无能。前者对应的是思考：章宇扮演的徐东无法思考自己的未来状态（情人和妻子之间），也无法改变一条狗的命运和孩子即将出生的事实，与此同时，徐刚扮演的同事写了一堆卖不出去的诗集，自己也患上了癔症。后者对应的是人物的行为：徐东无法为自己的狗讨债，而张志辉扮演的马千里也无法完成讨债，无论怀着怎样的狠劲，这些行为终究无从落脚。
东北人的传统是彪悍和诗意并存，这一点接近对岸的俄罗斯。但一旦伤感无用、行动无能，人物就处在了绝对的悬空状态，影片也就把握住了一种黑色幽默的绝对实质化。这是拒绝诗意而产生的诗意，拒绝彪悍而产生的喜感，传统的东北戏剧舞台善于营造后者（赵本山范围即是典型），但一种东欧/北欧的诗电影桥接又赋予了前者，产生了奇妙的混合效应。
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区分《东北虎》的影像层和话语层，它的影像层来自东北欧的风格，最典型的是贝拉·塔尔和阿基·考里斯马基，耿军作为贝拉·塔尔训练营的成员，和胡波一样继承了这种诗意的、近乎冷酷仙境的影像层。值得注意的是，《东北虎》与《大象席地而坐》是两个可以相提并论的文本，多线索的叙事、章宇的出演、影像层的相似，但《东北虎》的执行层面显然比《大象席地而坐》更为成熟。这不是说《大象》不好，而是不同年龄的作者会有不同的尺度把握，毕竟，40多岁的耿军不可能像不到30岁的胡波那样歇斯底里。
而《东北虎》的话语层，是集合了罗伊·安德森式的普遍反讽以及东北喜剧舞台的睿智机锋（乃至一些土里土气的幽默）。在这个层面，耿军的电影似乎都可以还原为话剧舞台，比较典型的是徐东和马千里在派出所前约谈，徐东让马千里给狗皮下跪，马立即下跪；徐再让他磕头，马不干了，说我下跪怎么算？就在人们以为暴力场面将要发生的时候，徐东也跪了下来，将难题扔回给马千里。
暴力并未发生，而且从未发生，即使那只狗被宰杀也没有暴力的因子。这里的诀窍在于，暴力滋生的顶点总会伴随着一种妥协、认怂，这是暴力的消解以及喜感的生成。两者之间的动力，维系着整个话语层，也就是人物的思维和行动。在此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些人物和影片中的动物等同起来：徐东是一条狗，它厌倦了回到没有情感的狗窝，于是不停地游荡在这片无依之地，他面容有种凶狠，却又无力咬人（是驯化的大龄狼狗状态）。这构成了他的困境，章宇本身的气质——土狗男人的本色加上一种幻灭/毁灭感，是这个形象的最佳化身，他呈现了一种无根的“轻”，与马丽的“重量感”（包括怀孕的视觉）形成对照。
徐东的同事，那个疯癫诗人老罗，对应着动物园那只未露面的熊。他在公园里喃喃地独白“这只熊今年32岁了，比我小8岁。”熊是动物界的诗人，但人们只会当它是丛林的傻子。作为耿军的御用演员，徐刚在鹤岗三部曲中扮演的几乎都是这类叠合着诗意和愚钝的角色：《锤子镰刀都休息》中工整写下抢劫物品清单的、诗意栖居的强盗，以及《轻松+愉快》中从事诈骗的和尚都是如此。
东北虎则是马千里本人，他身体肥胖，却已经债务缠身穷困潦倒。在他第一次出场，所有亲戚围观逼债的一场戏，和众人在动物园里围观东北虎的一幕形成了隔空渗透的效应。而可能投喂给东北虎的食物，成为现实中从窗户里掷入的砖块以及圆萝卜，对虎落平阳的马千里来说，这些都衍生为没有痛感但胜于痛感的潜在伤害，他的对抗方式就是醉生梦死——喝完三桶半酒就离开这个世界。由于被讨债者们围困和监视，他无法实现最后的夙愿，去看一下大海，去一趟温暖的南方。路标的不可能，预示了人物的目盲，这是环境的眩晕，也是身体的退化，张志辉那无法聚焦的恍如白内障的眼睛，成为了此处玄妙的征兆。
从根本上来说，《东北虎》是这三个男人的故事，当徐东和老罗发现被黑道建筑商打得奄奄一息的马千里，像夹三明治一样将他运回了住处。这是一只游荡的狗和一只疯癫的熊拯救一只濒死的东北虎的故事，他们回到了那个平房里的热炕头，卸下彼此的链子，短暂躲避着那些是是非非。
浪子、疯子、骗子，是定义这三个男人（或者三只动物）的社会标志，他们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是为异类；反观两个女性，马丽扮演的妻子和郭月扮演的小三，则基本算是正常的社会人。影片从徐东和小三的约会开始，到三人摊牌的鸿门宴结束，是正妻的胜利，是小三的全身而退，却是徐东彻头彻尾的失败，仿佛是两个刀俎一个鱼肉（餐桌便摆着一盘）。在三个人的合影中，徐东被两人夹在中间，挤出勉强的笑容，仿佛处在地狱级的挤压之中。
从根本上来说，徐东、老罗、马千里，即所谓的浪子、疯子、骗子，处在一种莫名的环境力场之中。一边是徐东的妻子和小三这样的正常社会人，一边是那个有着西方宗教背景的傻子小二。顾本彬扮演的那个傻子频繁地出现在耿军的电影之中，是唯一不曾改名也不曾改换背景的形象——它是一个西方宗教的信使，在慷慨地接济和引导迷惘的终生。他像天使般出现，给马千里送去了带鱼、风筝和五百块钱；他像使徒一样出现在狗市中的梯子上，告诉徐东要登高望远。这些话语最终无人聆听，都归于无效。
一边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情感坍塌，一边是西方宗教信仰的虚空缥缈。人物在这种力场中，悬浮于下坠和上升的中间状态，将黑色幽默诠释到了极致，这就是将影像层充盈起来的话语层。
如果说影像层是来自一种寒带诗意的挪用，话语层是一种普遍性的行动/话语交织起来的寓言式拔高，那么在《东北虎》中还存在第三层，即空间层。你可以说，第一层（影像层）和第二层（话语层）都是空间层的延伸：寒带的诗意化和在地的符号化。但第三层的根基是一种“空间特异性”，这是“比认知多一点”的情动部分，来自鹤岗乃至东北这块地域的特定生命。
套用《锤子镰刀都休息》中的一句话，对东北最贴切的表达就是“都衰败了，整个都衰败了”。锤头镰刀这种当年大跃进式的生产工具（当然也标示某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遍地盗贼们的工具，这个曾经的生产重心已经被废弃，成为一块游荡着各色怪诞者的无主之地。到《轻松+愉快》，张志辉手里的香皂与其说是抢劫的另类工具，不如说是一种容易上瘾的安乐剂。恶性的生态，是护林员的假意张贴的买树广告，换来了更多的大树被偷伐。
耿军的空间悲观，更多体现在2008年的《青年》，他把鹤岗的青年放在了轮椅上，看着身前爆了胎的卡车，和车上忧郁的马，远处是一片和煦却绝望的蓝天白云。这是一种“困境”的生产，也是东北空间的生产，这种生产绝非是“嫁接荒诞”，而是它本身就是荒诞。东北的魔幻现实，无需刻意装饰，只需要将镜头放置于街道、社区、废弃的厂房，就会瞬间涌入画面，浑然天成。
也就是说，东北是一种“空间实在”，也是一种记忆之场，是从凋敝废弃、生命凝滞的区域超脱出来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合体，这构成了“东北文艺复兴”的前提，它不仅是影像画面的，也不仅是话语层面的，而是整个空间性的，是沉浸性的。正如人物和诗意要悬浮于这个空间，观众也必须进入并且悬浮在这个空间，才能彻底感知其“麻木的深邃”。
就此而言，东北的空间生产确实类似于一种东欧凋敝的“东愁”，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但更是这块区域独有的遗产。20年前，王兵发现了这处遗产，制造出中国纪录片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0年前，张猛也发现了这处遗产，进行了一种复兴的假想实验；而耿军这位生于长于东北鹤岗的、学历不高的电影人，似乎将自己完全融入了这个空间，探索其方方面面。
鹤岗的人在外流，全东北的人也都在外流，流向温暖的南方，海岸。这是经济的路标、文明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只有24/7的运转，千篇一律。再回望东北（以及毕赣的西南，这里还可以加上谁的故乡？），这个颓败了的空间仍然是艺术生命力最旺盛的温床，它的深邃和质感，已经成为华语艺术电影最后的指望。
【虹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