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当总导演董浩珉在描述纪录片《稻米之路》的总体和分集拍摄构想之初，我对稻米这种平日里最常见的食物还是充满了偏见。生于面食之乡的山西，小麦是我最熟悉的农作物，它的生长环境和口感的韧劲，在我看来天生倔强、豪放。况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物产和物流并不发达的情况下，稻米对于我来说更像一种“零食”，印象只是它生长在南方温暖水乡，这样一株“温柔”的植物，身上能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故事？
在此后的几个月内，我们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从广西开始，途经云南、贵州、湖南、福建、浙江、河南和东三省等地，几乎涉及了国内所有的重要稻米种植区。这个主题的拍摄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旅程，对我而言曾经“以为”娇柔的稻米印象一扫而光。
在这篇手记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拍摄中的几个场景，它们也许在正片中一闪而过，也许只是作为人物故事的背景信息来讲述，但这些场景在《稻米之路》制作过程中，让我最直观的重新认识了这种最为“普通”的农作物。
在广西的深山密林间，我第一次见到野生稻，也就是未经人类培育，稻米最初的形态。如果不是有农业学家的介绍，我绝不会认为它和田间种植的稻米有任何关联。
当我观察这些“野草”的时候，第一念头就是这些细小的颗粒是怎么变成今天洁白晶莹、颗粒饱满的稻米？它都经历了什么？纪录片最大魅力之一就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对于纪录片创作者而言同样如此。探索稻米蜕变经历成为我拍摄《稻米之路》最大的动力之一。
从12000年前，稻米的食用价值被发现之后，便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惊奇的改变。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壮阔总被世人惊叹，但如果你是哈尼的梯田的耕作者，生活却远非那么诗情画意。我们跟随哈尼人高那脚到达他的梯田时就已经气喘吁吁，梯田地块分隔狭小，他还要牵着耕牛辗转腾挪，才能耕作完属于自家的梯田，机械化的农具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
西南的群山为哈尼人挡住了蔓延的战火，但恶劣的自然环境应该也让当时避难的哈尼人感到绝望。哈尼人开山劈石，因为他们相信手中紧握的稻种能带来了希望。经过数千年的演化，稻米的食用性和适应性都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样耕种条件下，水稻的产量往往领先于其它大部分作物。尽可能获取食物，是族群繁衍的基本保障。哈尼梯田的拍摄让我理解了我们为什么无法割舍稻米的根本原因——生存。
感受到哈尼耕作的艰辛，当在泰国乌汶府看到温揣一家人的耕作方式后，我们只能暗叹“命运的不公”，这里地势平坦，温揣的家甚至就在稻田上搭建，相比哈尼人精耕细作，增加稻米产量，换取族群生存的保障，这里的稻种随意抛洒在田间，之后人们祈祷神明保佑风调雨顺，再之后仿佛剩下的工作就真的交给“神”了，几乎不在进行什么施肥，灌溉等我们印象中稻田的必要工作。看到这种景象，大家应该跟我当时一样，对这种稻米的品质不抱有什么希望。但这里却是闻名世界的泰国香米核心产区。当温揣将蒸有香米的锅盖打开，米香四溢。我第一次在没有任何配菜的情况下，生吞了一碗白饭。感受总是主观的，但相信如果大家能够品尝正宗的泰国香米的话，就知道我所言不虚。广阔的农田让产量不再是泰国人的重要诉求，于是稻米终于可以在这里将自己作为食物的属性发挥到极致——美味。
稻米好像总是能够根据人们的需求，将自身某一种属性发挥到极致。
当我们梳理稻作遗址的时间节点，从距今12000年，9000年，6000年，4000年，稻米像一个懵懂的孩童，缓慢而坚定的成长着，这种感觉和看英雄电影类似，你看着它从资质平平开始，然后受到高人点播，经过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剩下的就是改变世界了。稻米的这个时刻我在浙江的良渚看到了。
这些黑漆漆的东西就是良渚文化的稻米遗存，有数吨之多，距今4000年左右。它们虽然已经碳化，但从外形上看已经与我们今天食用的稻米相差无几，良渚我去过几次，以往的目光往往会被精美的手工艺品和城市的形成所吸引，我甚至对这些黑化的稻米全无印象，但这次拍摄当我看到它们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一路走来，看着它的蜕变的历程，终于吐了一口气，心念“你终于成了”。
没想到的是，在《稻米之路》首播当天，“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类早期稻作农业，是这个遗产的核心内容。
集中且多产的稻作农业，推动人类社会穿越渔猎经济，进入农业社会，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时候，一个巨变开始在人类社会中悄然发生。食物增加和财富的积累，导致社会分化，于是城邦开始出现，并催生了我们最初的国家形态。
稻米诞生之初，脆弱渺小，但与我们先民的一次偶然邂逅，它抓住机会，经过近万年的努力蜕变，最终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文明根基中一抹耀眼的金黄色光芒。稻米之路本身，对我之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产生了新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