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种晚来的成熟

作者： 沈东

纪录片《敦煌》是作为一部新年大戏搬上荧幕的。此前，无论是中央台还是各个地方台，很多固定的纪录片专栏已经离大众远去多有时日了。而《敦煌》的制作播出，以及此前同样以大制作面目出现的《故宫》和《台北故宫》，则是之前有关于中国纪录片领域一段喧嚣历史的真正转折点。《敦煌》，无论就其立意、制作，乃至播出，不能说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但象征着中国电视，从专业角度而言的一种真正的成熟面貌，虽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晚熟。

播出版的《敦煌》，总共十集，制作了六年。这种题目可以有多种的切入角度，比如奇情的，比如悲叹的。就仿佛在片中无法回避而再一次用影像的方式引用的那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纪录片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走得更远，而是在轻轻一点之后，用一种更带欣赏的、浸入的方式，“展示”敦煌。虽然十集内容间，出现了无数位研究者、批评家，或者是再现的历史人物，但是这一部敦煌的气质，在片中出现的一位敦煌研究院的雕塑家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切，这就是淡定。全片不急不缓，在节奏和速度上，以臻于成熟的控制力，铺陈故事，串联所有关于敦煌这个地方，以及这个主题之下的全部历史与经验。

这种不急不缓，不以特定的先入为主的主观断定结构的思路，首先在十集的内容分配以及先后次序上体现出来。十集内容，按照发现敦煌、敦煌绘画雕塑等专门研究，到最后的敦煌研究院历史这三个大的群落组织。如果改换这部纪录片拍摄的时代环境，结果也许就是另外一种顺序和侧重了。这种组织方式，应当说，获利于中国整体国力提升之后所带来的大国自信。这种不偏不倚全景式的展示方式，在早年的《望长城》中间，已经征服过无数专业和普通的欣赏者。只不过这一次，描述的对象更为具体，因而其效果反而显得更加的胸襟阔大了。

在三个主题群落里，都掺杂着一种蓄而不发的力量。无论这种意图是在前期策划、中期制作，还是最后的编辑修正阶段所贯彻统一的，结果都让这部十集长度的纪录片抹上了一种近乎宗教虔诚的控制感和收敛性。比如在评论近代史上最早对敦煌藏进行考察的西方探险家，无论后人对其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片中的影像和文字，都并没有喋喋不休地在这些话题上纠缠，而总是及时打住，重新回归作为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的“敦煌”这个客观对象的主题上来。同样的理念，一直贯彻到最后部分，对围绕在敦煌研究院周围的敦煌守护者们的回顾和展现上。在制作者最易于影像失控或者文字失控的地方，《敦煌》都在努力地创造“留白”的空间。正是这一点，让《敦煌》具备了真正的中国风格。同样的意蕴，曾经是中国诗歌和绘画最珍贵的遗产的风格特征。

从内容风格的角度来看，《敦煌》很好地继承了从《故宫》开始，在《台北故宫》继续发展的中国风格。这种不紧不慢，而又堂皇大气的气派，其实在《台北故宫》中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敦煌》试图在此基础上做得更精细。或者由于其它的某些原因，留白的方式，在某些时间点上，用得稍嫌过度，而让局部或整体显得有些不太自然，或者说不过瘾。比如在论及敦煌壁画的一集中，一个再现的敦煌画师的故事，反转委婉，所有与敦煌壁画艺术有关的历史经验和知识要点，都以此带出。而这个人物故事的铺垫与应有的高潮，都在于一尊千手观音的不朽画作。但是当无数的细节和局部的铺垫之后，这个主题中应得到更充分展示的压轴画面，却只显示了大约几秒钟时间，并且在影像之外缺少了解说词的跟进。在很多类似这样的双线转折点处，都存在转折过快而留白过于刻意的遗憾。从技术角度来分析，这种遗憾，也许在《敦煌》的发行版本中通过更多的篇幅得到解决。毕竟，用总共十集，单集每个主题之下不到四十分钟的篇幅，来全景展示关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这一件大事，会有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难处。而《故宫》在播出版之外的编辑版，说明这种集中展示到全面铺陈的工作方式，在艺术表达和市场发掘上的可行性。

《敦煌》刻意收敛的方式，和主题也许同样关系紧密。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展示的话，无论敦煌令人赞叹的艺术，还是文化历史，都完全无法脱离开佛教经验。从主创团队的角度来看，要能够体验敦煌之美，敦煌的内在气质，就同样得有实修和理入两个法门的验证。从前者而言，以六年时间去磨练这个制作，本身就能够尽量多地去掉过程中的浮华气和焦虑感；从后者而言，则更直接地通过上面所述的一种含而不发、隐而不露的方式来表达一种由敬畏而生的对宗教传统的仪式性模仿。如果说总导演是整个节目内容风格的把关人的话，那么可以说总导演的这种敬畏感造就了整个节目的这种时刻收住一点的内敛气质。其遗憾之处在于，这种主观的敬畏感造成了客观上，很多内部关节之处戛然而止带来的叙事不充分的遗憾。而这种虔敬所带来的优势，却更无须讳言，和时下的“主流”节目体系越来越急功近利、吵闹无休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敦煌》的成熟，在内容上还体现为多种细节。比如几乎贯穿全部十集中间的叙事双线结构。古代和现代、虚拟和真实的穿插往复，让四十分钟这种已经属于长节目的单集时间，基本达到了收放的自由，让整个节目摆脱单纯记录当下的局限，也不至于让一部纪录片变成完全的电影故事。这种再现的手段，在之前的《故宫》中运用得就已经相当成熟，但还没有成为叙事的主要线索之一，而只是作为辅助性手段之一运用。这种辅助性手段，在现在绝大多数的专题节目中，已经被证明是有效提高观众注意力的方式之一，是提高收视率屡试不爽的一招，因而往往进入了被滥用的尴尬境地。双线结构本身并不是新鲜的创造，也早已是成熟完善的叙事体系。《敦煌》将双线结构和再现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穿越时间的历史感和空间上的阔大感，这是贴合这种历史文化题材的恰到好处的处理方式。

至于画面的质量，从技术角度而言，自然也没有太多可挑剔之处，六年时间的全高清拍摄，自然能够比较完全地获得接近于完美的影像。而其中有很多，也因为资料的稀缺性，比如一般不对公众开放同时却在自然侵蚀的洞窟，正是因为这次的拍摄记录，得以永久性地保留。从这个角度来说，《敦煌》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一部电视纪录片。《敦煌》自身也因此，而比其它绝大多数的电视影像，更能够当之无愧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敦煌》的成熟，首先离不开这些技术层面的要素。而制成这些的，则是《敦煌》制作方式的探索。这一探索当然直接源自于《故宫》。而《故宫》组，源自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一个特别节目组。在这个人才济济，并且颇有新闻理想和影像爱好的部门中间，其实反倒是现实与理想矛盾也最激烈的地方。单从纪录片角度来说，居于全国最大电视制作播出机构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虽然事实上担负着类似于BBC或者PBR等公共服务机构的普及文化和提高公众修养的使命，但商业竞争是每天都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纪录片单元，在这里，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一直处于不断的退守过程中，直至最后的几乎完全退出的境况。

当然，纪录片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现在绝大多数的所谓专题节目，其实也都属于这个范畴。但是其中绝大多数具备一定的纪录元素的电视节目，并不具有狭义纪录片的人文特性和人类学特性。在纪录片可以说是全面退守日常节目序列之后，播出机构对于精品制作的需求却仍然存在。这种需求来自于两个方面，直白地说就是名与利。从名的角度而言，精品纪录片可以让电视制作机构获奖，并且此在专业领域获得知名度和美誉度，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体制结构中获得一些依附性的便利和好处。从利的角度而言，在喧嚣之后，观众当然也需要更有回味的大餐而非另一道果腹的快餐垃圾。

这样，在绝大多数的国内电视台里，纪录片单元成为一种纯粹的被供养起来的另类。饿不死，但发育不良，惘谈成长。而中央电视台的优势在于，具备两三年出一部精品大制作的经济实力和播出条件。但《故宫》组，也是今天的《敦煌》组的苦心，也是妙笔在于，让制作这类精品节目的单元独立出去，以公司化的经营，去承担市场推广的任务。而在成长阶段，这个新生的单元，也仍然能够获得母体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庇护。

这支团队，可以借助于中央电视台的特有名义，进行大范围的选题筛选，这其中有很多权益是普通的体制外公司机构所无法享有的。仅就《敦煌》一片而言，无限接近和长时间地在这个属于高度保护状态的历史宝藏，其中所涉及的程序和步骤，特别是获得拍摄对方的全面合作，在中国是需要至少对等的社会等级地位所换取的。而这是作为母体的中央电视台所完全具备的。

母体的一个明智之举是，并没有如以往那样，把《故宫》组变成一个名义上独立，然而从资产角度完全隶属于电视台的所谓二级子公司。虽然直到今天《敦煌》都已制作完成播出结束，原来的这个制作团队，或者说公司，其原始的股份结构已经有所变化——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等待这个小小的种子花漫长的时间去培植作品、甚至是从观众欣赏习惯到市场发行等一系列规范——但是这种将之社会化，而非敝帚自珍的方式，让这个纪录片的制作团队得以在理想的书页上，写下更加务实的生存脚注。这个团队色彩浓厚的公司，正在通过更多商业化的制作，来支撑仍然处于摸索阶段的大型制作。在不断的摸爬滚打中，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群体，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至少从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人逼迫其实现快速赚钱的目的——逐步地学会了真正市场化的生存。

《敦煌》的制作播出，现实这颗宝贵的种子，至少在制作领域已经日臻成熟，从《故宫》、《台北故宫》，到《敦煌》，再到规划和制作中的更多清单上的大手笔，其实施体系和品质控制是最好的证明。不过首播之后相对的寂寥，既是现在整个文化环境的映衬结果，也说明这颗种子，在实现真正全面的市场化之前，还有更加漫长的路要走。换句话说，这个团队所要完成的，是从产品的前端生产，到后期开发整个链条的开发和培育。那个小绵羊和大灰狼现代化改造的成功案例，以及几乎体现在生活中所有产品之中的热烈现象，证明了这种国产文化产品的市场培育和盈利是有希望的。虽然获利的模式仍然不很清楚，但这至少给《敦煌》的制作团队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精品未必一定就需要大量的垃圾食品来供养和支撑。

除此之外，《敦煌》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吊诡的问题是，中国的电视几乎用了完整的三十年，才初步实现了精品纪录片真正专业化和市场化的生存。这种生存体现在品质的专业化和成熟度上，然而仍然缺乏市场开发的完整线索。而当下对于整个媒体而言，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正面临着全面调整既有专业化标准的大难题。十年前，全世界范围内新闻业和娱乐业边界的模糊，以及新闻专业标准的调整，是这一大幕拉开的引子。在免费内容大量充斥、网络视频铺天盖地、微博正当时的时代，不被淹没于无形，无非两条路。其一是融入其中，那是一套新的游戏规则，实施上迄今除了不断推陈出新的术语之外，没人知道未来方向是什么；另一条路途，是把半个世纪以来的专业主义做到更加极至的境界，开发乃至保有一个专业的市场。《敦煌》选择了后者，而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一个普通受众，也正在越来越长的清单中，认真地挑选自己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