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瀑布》,惊艳的是场景调度与情绪渲染能够让我在悬疑与治愈之间来回横跳,对于其中的意象其实是一知半解的,那种纯粹带着情绪的心境可以说被影片把握得一清二楚。而当我回归理性,尝试着描摹出电影画像,将画面中的物品一一归位,才惊觉电影讨论的其实太宽泛了。若是硬要归纳,我认为《瀑布》探讨的,是让我们珍视存在于口罩之外与穹顶之下的那一片广袤世界。
一、蓝色象牙塔,密闭发酵炉
很多优秀的电影擅长于将观念上的事物实物化,这样一来可以使观众更加易懂,二来也是为电影主旨找现实附身,以致整体不过分架空。这样优秀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让子弹飞》将权力包装成人们手中的枪,谁的手上有枪,谁就是权力暴力的施加者。很多时候,电影的主旨立意越是形而上,那么就越考验编剧让观念“落地”的能力。
而在这一点上,《瀑布》无疑是做的很成功的。
《瀑布》的背景设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时期,而病毒事实上我们是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在电影中,有一样东西能够时刻提醒我们病毒的存在,那便是口罩。影片中每个人口罩的穿脱都直接影射人们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心理状态,口罩不仅是病毒的实物化,也是人们情绪的外化。
罗品文与王静两次在一楼遇见管理员,而管理员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将口罩戴上。这是一个情绪变化的过程,寓意着防线的垒筑。后来管理员对王静的催债,对捕蛇的质疑,其实都是对罗品文早已心生不满的结果。口罩在这里与其说是隔离病毒的无纺布,不如说更像是一块单向玻璃,管理员主动封闭掉任何情绪交流的可能,却又偷眯着眼睛观察母女的一举一动。
罗品文在确诊思觉失调(即精神分裂症)前其实有过暗示,而暗示的文章也是作在了口罩上。王静作为密接处于居家隔离时期,罗品文也因为女儿的缘故只能在家休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两人几乎除了吃饭都是带着口罩,除了三个地方。一是罗品文看到盘子里的“bitch”,二是罗品文看到王静坐在沙发上,三是罗品文在暴雨中发现女儿不见了。在这三个地方,不仅罗品文没有戴口罩,王静也从来没有戴过口罩。结合后来王静否认自己做过这些事情,大概能琢磨得出这些事情是罗品文臆想出来的。而在罗品文的臆想世界里是没有口罩的,这是一种轻松的状态。口罩于罗品文是和管理员不同的,它更像是一个角色面具。戴上口罩的罗品文是一个母亲、一个员工、一个欠债者,口罩赋予了罗品文太多社会标签,以至于很多时候丢失了自己。所以在罗品文臆想的世界里,第一个消失的便是口罩。
口罩在电影中还有一个更大化的意象——蓝色防尘布。
电影里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2020年3月7号,当前夫问罗品文那块蓝色防尘布是什么时候盖上的,她说快两个月了。
2020年1月中旬,新冠爆发,人们在恐慌裹挟下戴上蓝色无纺布,大楼也在灰霾盈天里被披上蓝色防尘布。
这一大块蓝色防尘布是流淌在钢铁森林中的瀑布,蔚蓝得无一丝杂质,柔软地封上了家的口鼻。水流湍急的背后,是阴凉却窒息的空间。
防尘布包裹的家是一个蓝色乌托邦,罗品文的后半生理应像是花园小径的湖水轻掠,温柔地栖息在平稳对立的巨大谎言中。这里有前夫最喜欢的书、被摆在女儿桌头的合照、自己都忘了有没有的黄金,和一干就是十几年的善良的保姆。这里曾经有着每个人之间最密切的关系,最真实的信任。罗品文被包裹在蓝色的透光中像极了一个迷茫的小孩,不知何去何从,也不知何欲何求。
防尘布包裹的家也是一个密闭发酵炉,同一屋檐下的母女好似被口罩封住的两只互不通气的鼻孔,只顾混乱地将自己输出表达,却无意识中让密闭空间的空气污浊不堪。这块巨大的防尘布表面上是建筑工人撕去,实际上是罗品文自己忍痛剥离。在防尘布被揭去那天,罗品文得知了如萱所谓的“内心的声音”。
“那是一个听起来很年轻的男生,声音非常温柔。刚开始听到他的声音真的蛮有趣的,好像整天有人在跟你情话绵绵。但是后来变得非常痛苦,痛苦到连工作都做不下去。有一天我突然想用唱歌把那个声音赶走,白天也唱,晚上也唱。那个声音来得很突然,走的也很突然。就在前一阵子,住院那段时间,他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就开始想念他。现在,唱歌只是一种思念而已。”
“你现在还是会想他吗?”
“对啊,我还是很想念他。”
“那你还会想听到他的声音吗?”
“不会,一点也不会。”
对亲密的渴望游离于罗品文生活的每个角落,她对女儿“离我远点”的纸条感到难过,也对前夫拒绝温存的残忍不知所措。她对关系乃至信任的渴求是她身上柔软的淤青,被锐利的刀刃划破之后血流如注。而愈合伤口的药引便是“放下”,放下无谓的执着,放下想象中难熬的日夜。可以想念,可以唱歌,但不要露出脖颈。
在罗品文想明白后,蓝色防尘布应而揭下。
二、母女
《瀑布》里最富戏剧化的关系无疑是罗品文和王静这对母女关系,而这段关系里母女二人的高下移变,攻防易位实则在暗中调戏观众的感官,操纵观众的移情。
母女二人的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开头到母亲第一次进医院。在这一阶段,影片刻画了一个被家庭和工作完完全全束缚住的母亲,以及一个叛逆的高中生女儿。
电影开头母亲的催促和女儿的拖拉,隔离后母亲三番五次的敲门和女儿的冷漠刻薄,都推着观众共情母亲的角色。共情一旦完成,观众与母亲的情感链条便随之建立。这样的情感链条固然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故事线沿着这样的方向走下去便难免落入平庸。所以编剧做了一件事。
扯断观众与母亲的情感链条。
观众对母亲的共情来源于她的困境不被周围人理解,女儿在其中起到了情绪催化的作用。而当母亲摇身一变成为了制造困境的人,观众与母亲的共情链条不仅被扯断,还被狠狠蹂躏。人物关系急剧反转,廉价的共情又抽出触手环抱新的“好人”。
母女的关系旋即来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母亲第一次出院到母亲第二次进医院。在这一阶段,母亲扮演了一个看上去叛逆的施压人,而女儿则是一个困境中的无助者。
影片中有两处对照呼应得特别明显。在母亲住院前,母亲在客厅喊锁在房间内的女儿吃饭,而女儿因为戴着耳机没听见。两人在争执了几句之后女儿将现在的处境全归咎到了母亲头上,而母亲当时浑身颤抖,却也只说出了“快点,不然饭要凉了。”在母亲出院后,同样的剧情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对象却完全反了过来。女儿做好饭敲门喊母亲吃饭,而母亲也同样拒绝了吃饭的请求。
这样的情感转移让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进入到了女儿的困境。因为相似的困境,荧幕上才过了十几分钟,依然历历在目。
处在这个阶段的女儿是在呵护着母亲的,但她并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这样的处境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这样的母亲也不曾存在过她的认知里。
处在这个阶段的母亲其实与其说是叛逆,不如说是脆弱。她的脆弱是女儿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朋友,惶恐丢失了作为母亲的自尊;是翻箱倒柜地找离奇失踪的“黄金”,嚎叫着怒斥女儿偷了给她交学费的钱;是晚上做了诡谲的梦后,守在女儿的床边确认自己和她的存在。
女儿的困境来源于母亲,而母亲的困境也来源于自己。而这时心理咨询师的一番话,成为了女儿破解困境的钥匙。
“不要一直否定她,多站在妈妈的角度,改变你们的相处方式。”
第三阶段是从这句话开始的,并且一直延续到电影结束。母女之间再也没有了所谓的设困者和破局者,两个人都在努力敲碎坚冰,在个性上削峰填谷,以求卡好对方棱角分明的齿轮。
母亲在担忧门外又卫兵监视自己时,尽管女儿明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她依然假扮卫兵的离去以求得母亲安心;在母亲自责蛋壳剥得不好时,女儿也自嘲蛋壳剥得坑坑洼洼;当母亲希望女儿保守“父亲即将回来”的秘密时,女儿也无奈答应;当母亲在便利店斥责老头时,女儿惊讶过后便出手相助……在这个过程中,母女之间的嫌隙被渐渐弥合,故事的调性也逐渐变得明快起来。
女儿的困境在与母亲的相处正常化中被解开,而母亲走出困境,则是更久以后的拆布之日。
三、Don’t sweat it
《瀑布》灵感来源于导演钟孟宏的一位朋友,她的女儿在高中时患上了思觉失调症,母女相互依靠,彼此支撑,度过了最艰难的治疗时期,病情也逐渐稳定。女儿上了大学,一切都在慢慢变好。但是女儿的生命却也停在了曙光初照的时候,那时她正在和朋友河中戏水,上游水坝的无预警泄洪让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瀑布》显然不想让观众看到缝缝补补终于几近美好的东西被撕得粉碎,所以在我们被一大段交叉蒙太奇挑逗感官,穿梭在平静的溪流与躁动的锅炉间,与罗品文的心同时在电视前吊着的时候,王静跌跌撞撞地走进了画面,衣服上的几个单词依旧晃人心神。
“Don’t sweat it.”
像是在举着胜利者的旌旗,喊着振聋发聩的箴言,脸上流遍了伤口溃烂肿胀的脓液,手中紧握的的利剑被鲜血恣意吞蚀。她蹲下来,轻轻拭去母亲和我们眼中的泪。
“Don’t sweat it.”
“别担心,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