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雪风

首发于《正面连接》公众号

徐峥是中国内地少有的，一直孜孜不倦关注中产以及中年的创作者，从《人在冏途》这部虽然不是他导演但也在创作层面涉入极深的作品开始，他所有的作品都与这两个题材相关。

他热爱将中产与底层两个阶层摆在一起，用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及随之产生的碰撞，去表达中产阶层的精神危机以及他们的救赎之道。无论是《人在囧途》还是《泰囧》，中产与底层的裂缝从某种程度成了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差异，中产物质富足，但精神贫瘠，而底层则物质相对窘迫，但在精神层面都有着一种朴实的自足。中产看似精致，实则冷漠，底层则看似土气，却有着一种未被现代文明所异化的纯朴。中产在与底层的交流碰撞中，收起了他们的骄矜，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重新学会了善良，在物质主义的狂暴节奏中，学会慢下脚步，不再只是一味攫取，而是学会了感恩自己拥有的一切。

简而言之，底层，在徐峥的电影中，是一味用来治疗中产心灵空虚的常备药。这显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药方，在整个世界的思想传统中，上位阶层对于下位阶层，总是抱持着一种矛盾的心态，既鄙视又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既在现实中保持距离，但又在精神层面忍不住将其美化。但在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在整个中国经济上行中的社会变革中，也就是所谓的消费升级的年代，精神净化或者灵魂按摩，成了中产阶级的一种刚需，而中产阶层的扩大，也让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成了最有商业潜力的群体。徐峥也本能地感受并捕捉到了这种情绪，凭借着他的艺术和商业敏感，以及他对好莱坞类型片法则的精研，他的冏系列电影，也恭逢其盛地成了主流电影市场中一个知名品牌。

而在2024年的今天，整体社会情绪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产的骄傲，以及它的副产品——那种恼人却也不乏幸福感的空虚在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消费降级、中产返贫等更灰暗的真实危机。

徐峥，也再次即时地抓住了这种大众心理的潜在变化，《逆行人生》与这种心理的变化有着精准的对位关系。

他显然想拍出现在中产返贫的困境。

要拍中产沦落之苦，就得真正写出他们的苦难。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就能看出创作者的不接地气。我们看这个家庭面临着什么危机？顶梁柱的失业，导致家庭的绝大部收入消失了，于是女儿没法上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一直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必须再出来工作，一直以儿子为荣的父亲接受不了儿子成了他瞧不起的“苦力”，自己购买的大房子的高额房贷他们再也无法负担。

显而易见，这个“困境”是相当高贵的，当片中的平民老扣在为自己的儿女白血病来拼死筹措医药费时，片中主角却是在为自己能够保住一个大房子而努力奋斗。一边是没有钱就可能一条生命消亡的惨烈，另一边是，即使没赚着钱也无非去住个小房子的矫情。当影片想当然地把这种中产痛苦与真正的底层绝望混为一谈时，它从某种程度也就丧失了它所期望的内在能量，反而显出一种何不食肉糜的轻佻来。

当然影片主创并不是不知道，主角的痛苦在真正的痛苦面前不值一提，所以在影片最后，主角一家从大房子里面搬了出来，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房子的执念某种程度是一种矫情。主角所见识到的更大的苦难，成就了他的释然。别人的苦难，成了他自我说服的素材。

这部电影中有两种情绪，第一个是你看中产真苦，另一个是相较底层，中产其实也没有那么苦。这两种倾向在整个电影中互相争斗，以至于整个电影在它的最核心处其实是分裂的，它让观众在潜意识层面无所适从。

如果纯粹从一部励志片来说，这种属于中产阶级的养尊处优的反思是不必要的，而且这部电影本有很多的机会去创造更大的、更极致的真实危机，比如男主角的父亲生病急救，钱不够用，那男主角将会彻底陷入生活的绝境。但是影片都把它略过了。

所以说它并不想拍一个人身在绝地的故事，或者说，它不满足于只拍一个人陷入绝境然后再绝地求生的故事。它还想拍一个人与自己和解的故事，想拍一个人去除浮华回归朴实的故事。而后一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徐峥作为创作者一直以来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惯性。前者是对苦难的渲染，后者是对所谓苦难的反思。前者是一种励志片的基本模式，而后者则是《人在冏途》等片所惯用的中产自我反省的套路。

从这个角度来说，徐峥是一个特别内趋型的创作者。他永远关注的都是中产阶级内部的某种心理问题，但他并不像其他那些拍摄中产阶级的导演，比如伯格曼，比如萨姆·门德斯，他们都极其冷酷，他们都愿意拍出中产阶级内心深处最不堪的那一面。那种不留情面和严苛，让他们能够抵达人性的最深处。而徐峥更像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精神按摩师，不伤筋动骨地指出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然后又不疼不痒地解决了它，在这种问题被解决的错觉当中，享受精神得以升华的美妙。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电影本质上是与苦难绝缘的，拍的都是在物质丰富和精神空虚的双重作用下那些中产阶级头脑里过剩的思想活动。

在这种故事当中，问题的核心都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自己内心的价值观。也是这个原因，这部影片本能地不把这家人推向一个真正的深渊。因为一旦把他们推入更深的绝境，这种属于中产阶级的反思空间也就不存在了。反思其实是一个特权，是属于中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反思的前提，是拥有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余闲，而当面临绝对的困苦时，那所有的行动都将是刀刀见血的拼搏，是困兽犹斗的挣扎，人物将再也没有了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是否恰当的空间。

也是因为徐峥电影的封闭性，他里面爱用的底层，其实也更多的是一个用来衬托中产状态的参照物，一个活动的背景板，一个非常功能性的存在。他们只有成为一个符号，或者说标志的时候，他们才有价值，因为他们就是为了来映衬这些中产人物内心所缺乏的某种东西而存在的。如果他们成了真正的、真实的、复杂的人物，那他们身上的单纯性将会被消解，一旦消解这种单纯性，他们也就不再是让中产阶级精神得到救赎的一剂完美解药，因为他们的丰富将会抢占中产阶级那丰富内心的风头。

同理，其实徐峥电影对于片中的外卖行业，以及算法控制甚至奴役世界的现实也是不感兴趣的。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整个情境变得更真实的一种技术上的努力。

徐峥的严谨认真的个性，让他在影像上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外卖员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林林总总的困难，如同调查报告一样清晰、独特且具体。算法对于外卖员甚至整个社会的控制和压榨也有着很有感染力的表达。

但所有这一切，在这部影片里都只是零碎的细节，是为证明主角生存之苦的证据。

徐峥无意去探讨这种现状形成的成因，无意去追问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无意去探讨这个伤害链的内在逻辑。简而言之，徐峥描绘了这样一个系统的林林总总且准确的细节，却不给也无意给我们一把解读这个系统的钥匙。

这也是这部电影真正错位的地方。徐峥没有兴趣、没有空间、或许也没有勇气去触及这些问题，只是将其作为背景，但这些背景性的东西本身所具有的话题性和戏剧张力，远远超越他所中意的那点东西。在前景和背景之中，背景比前景更为抢戏。在主角和配角之间，配角的故事更有社会价值。就难免让有些观众感觉到不满足，甚至有一种货不对版的恼怒。

总体而言，徐峥对于中产趣味的执着，让他与这样一个现实性如此之强的社会题材格格不入。他做出了交响乐的阵容，实际演奏的是一个轻巧的爵士。一个盘根错节又步步为营的社会伤害链系统，在他这里成了主角所谓奋斗的舞台。惨烈的现实倾轧，在他这里让位于一个中产有关自尊自强的心理成长。为了他所中意的题材，他轻巧地放过了其中更为深重的苦难，他用底层的血泪，来浇他念兹在兹的中产块垒。

这可以说是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执拗，但最终这种种调性的不协调，让整个电影在内在上陷入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