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3-25

热带雨:这是去年的另一部阳光普照

一以贯之的家庭主题
在第五十届台湾金马奖上，由陈哲艺指导的长片处女作《爸妈不在家》击败了当时同台竞争的蔡明亮，王家卫和杜琪峰等名导拿下了当年的最佳剧情长片奖。当时的评委会主席李安说所有的评委都非常喜欢此片，有几位评委还极端喜欢。
聚焦97年金融风暴当中新加坡一个中产家庭的《爸妈不在家》，通过孩子家乐与女佣泰莉日渐亲密的关系呈现了普遍在当代社会出现的父母与孩子因前者工作而带来的情感上的疏离。父亲工作的不如意，母亲怀二胎而又被传销组织骗的经历，俨然是高速发展的资本社会中个体生存困境的集体投射。没有简单的价值批判或是情感上的偏袒，导演的视角是冷静且俯视的，他细致的呈现着家乐一家的不易，时时透露出导演对社会和个人的关注与人文情怀，令人回味。
《热带雨》在故事上延续着《爸妈不在家》的母题，缺席的父母，主人公急于寻找的情感投射，陷入中年危机的男男女女以及关于家庭的那些不可说之事。没有刻意渲染的配乐，影片中时大时小的雨声成为了女主人公阿玲压抑情感的外化，一位时刻被乌云笼罩下的生活在新加坡的女性，其反映的其实是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女性普遍的生存境遇和种种的压力。
导演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即使片中存在着师生之间的禁忌之恋，但本质上影片仍是对女性的一次大胆的讴歌，比起刻意去制造二元的对立将男女放置在天平的两端，这种微观女性生活中的种种生活细节，可能更能体现对于女性的关注和尊重。
乌云下迷惘的中年危机
就如《阳光普照》当中阿豪说的那样，世界上最公平的是太阳，因为它能够照到每一个人。可这温暖的一抹阳光也并非一直照耀着世人，雨季的新加坡时刻被乌云笼罩着，而阿玲在这乌云之下，也正遭遇着属于她的中年危机。作为女性的阿玲，在其诸多身份当中徘徊着，却始终无法找到自己可以依赖和全情投入的。作为一个妻子，无法受孕和生育的阿玲与丈夫关系疏离，即使她一直努力人工受孕和在排卵期与丈夫行房，但都未能成功怀孕。
无法圆满的家庭成为了夫妻之间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眼看着丈夫在外有了小三并且外遇对象还有个孩子，让她显得反倒像个外人。一场尤为明显的戏份去呈现这种阿玲被排除在丈夫的亲密关系之外，是在丈夫父亲的葬礼上，小三带着孩子来祭拜，三人关系和睦而友爱，构图中阿玲始终被排除在外，即使自己一直恪守着作为一个妻子的责任和义务，悉心照料瘫痪的公公，但终究与丈夫渐行渐远。而从周围人对阿玲的态度中也能看出她因不能生育而受到的诸多非议和歧视，当阿玲带着公公来到丈夫妹妹孩子的生日宴时，丈夫家中人对她有意无意的冷嘲热讽显得尤其刺耳，但是作为妻子的她又无法反驳什么。唯一能给自己以温暖的公公又瘫痪不能说话，他们之间虽无法用言语沟通，但能够看出彼此之间的感情之深，但这对于阿玲来说远不能满足她对于家庭的需求。
无法在家庭当中获得归属的阿玲，转而将更多的心力放在了学校的教学上，但偏偏在“务实”的新加坡教育体系当中，中文的教学始终是不受重视的，那些被安排了中文课的华人学生深知自己步入社会以后也不会使用中文去交流，干脆放弃了中文的学习。从校长到学生处处透露着对中文教学的不屑，这无疑是对身为中文老师的阿玲最大的羞辱。即使阿玲有想给中文不好的学生补课，也充其量是一种自我满足，学生们则是能逃则逃，唯一愿意上中文课的伟伦还不是对中文感兴趣，而是对阿玲本人感兴趣。
在家庭和事业当中都无法找到自我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阿玲，同时又是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移民，虽然母亲一直劝说阿玲入新加坡籍，但这却不是阿玲想要的。片中的阿玲始终被束缚在一个又一个封闭而拥挤的空间之中，她的生活是如此的枯燥乏味，不断来往于学校和家，窗上的栅栏仿佛监狱的围墙一样，禁锢着她本应自由且极渴望得到关爱的心。
无法生育对于阿玲彷如原罪一般时刻审判着她，被定义和标签化的女性被各种身份评判着，不能生育就不能拥有美满的家庭，就一定要遭受冷嘲热讽么？阿玲的“认命”和“委曲求全的挣扎”是整整几代人的不幸，社会的规训和教化以及所谓的传统给了女性太多的约束，当我们提到自由和平权，也许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
就如《82年生的金智英》一样，我们真正要对抗的可能不是某个坏男人，而是某种从传统传承下来的所谓“对”的观念和价值，这才是我们要谨防和重新审视的。阿玲最后因为公公的离世和丈夫外遇的事实得以松绑，但更多的女性呢？没有什么价值和教化可以凌驾于人之上，这种反抗或许或被看为大逆不道，但社会的改变或许正需要这种与传统的彻底告别和清算。

禁忌的师生之恋
阿玲与伟伦的师生恋贯穿于全片，但导演却没有对其加之过多的批判和指责，反而为观众呈现了二人之间产生依存关系的原因。就如导演在长片处女座《爸妈不在家》中对于儿子家乐和女佣泰莉的关系处理一样，家乐的母亲由于怀二胎对家乐缺少关爱，而泰莉由于外出打工，也无法与家中的孩子相见，二人各自缺失的对于家庭的需求，通过对方找到了归属，二人之间亲密如母子的关系恰说明了这一点。
而在本片当中，阿玲和伟伦的关系则更为复杂，阿玲与丈夫长期关系的生疏使他们之间早已没有了男女之间的激情，她急需一个可以倾斜自己欲火的对象，而常年未得子的焦虑也让她倍感挫败，伟伦的出现恰好弥补了她心中的这种复杂的空缺。虽然阿玲未曾主动勾引过伟伦，但是在她对伟伦倾注更多的关注和照顾当中，一定存在某种属于两性的情感依托，而不仅仅是对于儿子的替代的寻找。
对伟伦来说，长期缺少家庭关爱的他自然把自己对于母亲的幻想投射到了阿玲身上，同时他也正处于青春期，家庭的缺失使其对年长的女性更容易产生感情，这种“恋母情结”直接使他将阿玲作为了爱慕的对象。
伟伦的年轻气盛显然对阿玲是有诱惑力的，尤为明显的是阿玲去看伟伦练操，透过阿玲的视点，伟伦健壮的身躯，灵活的动作和浑身散发的旺盛的荷尔蒙，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阿玲。
对于二人关系进展两场很关键的戏份，一场是二人在教室里吃榴莲，就如导演本人所说，榴莲于阿玲和伟伦来说就如禁果一般，他们二人仿佛伊甸园当中的亚当夏娃，品尝着禁果的美味甘甜，但同时也触犯了禁忌。
另一场戏有关阿玲心态的转变，当她在批改作业时看到伟伦在作文中反复强调“尊重”的必要性时，阿玲一时走神将红墨水浸染了伟伦的论文，而她点的位置恰是“学生”和“老师”之间，鲜艳的红墨水在纸张上的扩散好似二人如潮水般涌出的激情，危险但又热烈。
影片当中有个很有趣的借由大时代背景对于角色命运的隐喻，阿玲两次在电视当中看到的马来西亚百姓游行，反对政府的统治，这种对于公权力的公然挑衅，不正如阿玲和伟伦正在做的事情，师生之恋显然违反了某种传统的约束和道德的底线，但正是这种反叛体现出了他们都急迫想要得到的但却都得不到的东西。
暴动的百姓，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政府不能满足他们，逼到极端的百姓只能选择暴力革命。而对于阿玲和伟伦，他们都有在自身生活圈无法被满足的情感的依托，进而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慰藉的可能，这不该仅被看作畸形之恋而妄加批判，而应反思二人相恋的根源为何。如果社会能对女性更宽容些，如果伟伦的父母能对伟伦多一些关注，也许他们就不会只能铤而走险的在彼此身上取暖。影片结尾有暗示阿玲好像怀上了伟伦的孩子，这对阿玲来说或许满足了要孩子的愿望，但也铸成了一个大错，虽然导演呈现的比较隐晦，但他其实是在借此告诉每一个人这种关系的危险之处和我们可能会面临的窘境。
终会来临的阳光普照
阴雨连绵的新加坡时刻压抑着阿玲，直到她与丈夫离婚，摆脱了父权对自己的压迫，回到马来西亚老家，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后，一束阳光终照耀在了她的脸上。当阿玲回到家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几声妈唤回的其实是那个曾经被母亲宠大的小姑娘。无论在外受到了多少委屈和不公，家永远是最后的归宿，他可以包容你的一切，可以给你依靠。这个结局显然是给人以慰藉的，但也是美好而虚幻的，因为阿玲可以一时的逃离，可终归要回到某种社会规范和体制当中。
片中有意强调了轮回的概念，梦里阿玲遇到了自己梦中的儿子，现实中公公则安然离世。虽然送走了亲人，但阿玲也在此遇到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离婚后的阿玲或许生活会变得有些窘迫，但起码她能够自由而坦荡的面对自己的生活。
乌云终会散去，温暖的阳光可能转瞬即逝，但也请不要放弃追寻生命中可能来到的温暖瞬间，就如一位诗人曾说的：无论经历怎样的折磨，有一样东西是永远拿不走的，那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