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拿《多桑》这剧本去找侯孝贤，侯孝贤说，自己的爸爸自己拍。
一、多桑
影片开始有一个多桑梳头的镜头，一分多。他对着镜子不紧不慢的梳头，听着日语广播，镜头里是他的背影和并不清楚的镜中像。然后广播信号没了，他便拍收音机找信号，却找不到了。他抱怨便宜没好货，人家日本造的用十年也不坏。
多桑是昭和四年生的，旁白说昭和的年份加十四等于民国，民国的年份加十一就是西元一九后面的年份。光复以后的台湾开始去皇民化，开始西化，但多桑拒绝这些变化，他缅怀那个消失了的日本殖民时代。
影片开始对多桑没什么特写镜头，中景居多，因此直到快一个小时，才看清多桑的脸。儿时的“我”跟着多桑去看电影，被独自扔在电影院里，又被带去酒馆，隔着帘子看多桑和花酒。“我”与多桑之间有一种疏离感，一方面多桑与孩子之间本来就不亲近，另一方面因这电影是对多桑朦朦胧胧的回忆。
但作为长子，他与多桑之间又一种不同于弟妹的亲近，多桑不堪矽肺病的痛苦，从ICU病房开窗跳下前，就只叫他一个人进病房。在《这些人，那些事》里，吴念真写到父亲折了腿在台北住医院时，他一个人第一次跑到台北，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给父亲剪脚趾甲，和父亲一起去看电影，他说他又想起小时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一起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
“我”并不与多桑同姓，因为多桑是入赘的女婿，长孙要随外公姓。《恋恋风尘》里也是这样讲。实际上，《这些人，那些事》里的说法是，父亲认识了一对丧子的夫妻，自愿当人家的义子，后来这家人帮他物色到一个女孩，以招赘的方式，生下的第一个男孩子跟了这对夫妻姓。几年后，父亲带着妻儿回嘉义，祖父“看到床上熟睡着、跟自己不同姓的长孙时，忽然压着情绪说：我这世人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怎么会生出一个背祖的儿子？”
电影里，多桑回嘉义是因为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要去参军。出发之前，跟邻里借了路费，行头，还有一块手表。这正是影片的英文名A Borrowed Life。弟弟相中了多桑的手表，要留作纪念，多桑毫不犹豫的就解下来给他。然后送弟弟出门，一路上丢着鞭炮。这与《恋恋风尘》中阿远去参军的镜头也是相似的。
事实上，《多桑》的镜头风格和侯孝贤的《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是很相似的，但镜头表现力毕竟不如侯孝贤。然而这部片子的主题却比《恋恋风尘》更打动我，吴念真作为台湾的本土作家关注了台湾很少人关注的“皇民化”时期长大的一代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模糊，搞不清自己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台湾人，是吴浊流所谓“亚细亚的孤儿”。父亲始终认为日本的东西比台湾的好，认为日本的球队比台湾的强，认为旗帜上的太阳应该是红色的，毕生的理想就是去日本看看。他被幼子幼女骂用“北京话”骂“汉奸、走狗、汪精卫”，他与讲国语的孙子很难交流，用台语抱怨儿子、儿媳“两个台湾人生了个外省人”。事实上，甲午之后台湾割让给日本，彼时台湾人、原住民的抗争非常激烈，譬如《赛德克·巴莱》中的雾社事件。但1929年出生的父亲，受的却已经是“皇民化”的教育。
但台湾的这一代人，与同时期受日本殖民教育的东北人不同。我祖父母小学时学的都是日语，祖母还教过我用日语数数。那时日本人到学校检查，祖父给做过翻译，日本人给每班一个西瓜，单独给了 他一个。他给我们讲起这些事时，是有些得意的。他那时抱怨晚辈也常讲一句日本国骂，这与吴念真的父亲是相似的。祖父母提起儿时所见的日本人时，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敌意，但他们乃至我的父辈讲起日军侵略东三省的恶行时却是咬牙切齿。与同时期的台湾人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身份认同的矛盾。
甲午以来的台湾，政治的变迁，抗争与融合，不论是对原住民、台湾人，还是外省人来说都是艰难的。龙应台反复提及的她父亲听《四郎探母》，这与吴念真的多桑听日语广播也是一样的。
二、吴念真
吴念真，本名吴文钦，出生在矿区，在金门服过兵役，后来开始写小说，做编剧，做导演，做舞台剧，号称“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与杨德昌、侯孝贤合作，成就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巅峰。台湾电影金马奖，杨、侯两位大导各得过三次，而吴念真的剧本就得过五次，另有一首作词的插曲获奖。他的电影作品中个人色彩浓重的，除了这部自导的《多桑》，还有侯孝贤的《恋恋风尘》，杨德昌的《一一》。《恋恋风尘》中，阿远去金门当兵，青梅竹马的阿云给他准备了一千多个信封，写好自己的地址、名字，挺好邮票，让他每天写信回来，但阿云却最终嫁给了送信的邮差。阿云原型的女孩子，名叫“阿真”。《一一》中吴念真是主演，这部电影是杨德昌为吴念真“很老实”的外表量身而做的，初稿的英文剧本男主角名字就是NJ，即“念真”的缩写，后来电影中的“南俊”。《一一》这部电影近年来在华语电影中的评价越来越高，杨德昌对台湾社会面貌的描摹和预言相当准确。不同于龙应台对政治的关注，蒋勋对文化的强调，作为一个真正的台湾本土作家，吴念真如他的电视作品《台湾，念真情》这题目一样，关注的是“真情”。他的作品，不温不火，娓娓道来，却有不尽的温情。
